1931年冬，河南新集一带战事紧张，鄂豫皖苏区的干部和红军面对的，不只是敌军进攻，还有根据地内部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多年以后，新县烈士纪念堂将十位重要人物列入纪念名录，他们的经历，正好折射出这片土地的艰苦与牺牲。

鄂豫皖根据地横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区域。相关资料记载，这里有数以百万计群众参加革命，登记在册的烈士达到十三万零三百五十一人。所谓“十大烈士”，并非简单按照职务高低排列，而是集中代表了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转战。

潘忠汝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11月，他在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组织武装斗争时，年仅21岁。黄安城遭敌军围攻后，潘忠汝负责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

这场起义规模并不算大，却留下了深远影响。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等后来成为共和国将领的干部，都与鄂豫皖的早期斗争有密切关系。遗憾的是，起义总指挥潘忠汝没有等到队伍发展壮大的那一天。

徐子清来自湖北麻城，是商南起义的重要组织者。1929年，他在复杂的内部斗争中被错误处置，生命定格在二十六岁。舒传贤则是安徽霍山人，六霍起义的主要领导者，1931年同样遭受错误处理。

这两个人的经历说明，鄂豫皖苏区的牺牲，并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敌我力量悬殊、物资匮乏已经十分严峻，内部“肃反”扩大化又造成了严重后果。许多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因此过早离开了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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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担任红一军军长。徐向前曾在红一军担任副军长，王树声、王宏坤等人也在他的指挥体系中工作。1931年，许继慎被错误杀害，年仅三十岁。

1945年，中央公布《革命烈士英名录》，许继慎名列前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相关部门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他也在其中。这样的评价，肯定了他在早期红军建设中的地位。

蔡申熙同样出身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先后担任红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军长。1932年河口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妻子曾广澜赶来时悲痛不已，蔡申熙只说：“不要难过，革命总会有牺牲。”不久后，他因伤重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旷继勋是贵州思南人，曾任红四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1933年，他在鄂豫皖地区的内部斗争中被错误杀害。毛泽东后来明确指出，旷继勋是好同志，应按烈士待遇处理。这句话，也反映出中央对相关错误处置的态度。

沈泽民出生于浙江桐乡，哥哥沈雁冰就是作家茅盾。沈泽民并非单纯的地方干部，曾参与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担任过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后来主持鄂豫皖根据地工作。长期艰苦环境使他的身体严重透支，1933年病逝于根据地，年仅三十三岁。

曾中生是湖南资兴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在红一军、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后，他对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仍有重要影响。1935年，他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错误杀害，时年三十五岁。

吴焕先是河南新县人。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只有二十岁，却已经开始带领地方武装。1932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他重建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来担任政委，与徐海东、程子华等人共同推动部队发展。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吴焕先承担了大量组织和政治工作，被许多老战士视为部队的核心人物。1935年，他在甘肃泾川一带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八岁。那时，红二十五军刚刚接近陕北，胜利的曙光尚未真正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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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是这十人中牺牲时间最晚的一位。1939年6月，他在新四军第四支队任职期间被处决。高敬亭在鄂豫皖坚持斗争多年，红二十八军的保存和发展与他关系密切，后来又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

关于高敬亭之死，历史背景较为复杂。他在部队中威望很高，但与部分中央派干部关系紧张，第四支队还发生过团级干部率部离队事件。叶挺据此向上级提出严厉处置意见，蒋介石方面很快表示同意，延安方面的复电却未能及时到达，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果。

这十个人的名字，分别连着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红军整编和长征转战。有人死于战斗，有人病逝于根据地，也有人倒在错误处理之下。新县纪念堂保存的，正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十个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