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夜他关了灯,我傻眼了
楔子
我今年三十八岁,嫁给了同村四十八岁的李建国。洞房夜他关了灯,我傻眼了。黑暗中,我听见他摸索着从床头柜里拿出什么东西,窸窸窣窣一阵响,然后“啪”的一声,一束刺眼的手电筒光亮直直打在天花板上。光柱晃晃悠悠,照出一圈又一圈发黄的顶棚纹路,也照出了他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子。我眯着眼看他,心里还在琢磨这人到底要干啥,就听他嗓子眼里挤出半句话来:“秀兰,有件事……我得让你先看看。”那声音抖得厉害,像是嘴里含了块烧红的炭。他翻过身,把电筒往我这边移了移,手一伸,从被窝底下摸出个牛皮纸信封,厚厚一沓子,封口处贴着张透明胶带,看得出是特意粘牢了的。我接过来,捏了捏,挺沉。还没等我拆开,他又补了一句:“看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
窗户外头传来几声狗叫,远处的蛙鸣田里闹哄哄的,像一锅煮开了的稀粥。我捏着那个信封,手指头有点发僵。
第一章
我叫王秀兰,三十八岁,搁在城里这岁数没结婚的姑娘多得是,可在我从小长大的柳溪村,我就是个活脱脱的“老姑娘”。我妈为我的事愁白了头,每年开春都要去镇上庙里给我求签,回来就唠叨:“秀兰啊,你再挑,挑到啥时候是个头?你瞅瞅村东头老赵家闺女,比你小五岁,孩子都上初中了。”
我也急过,也相过亲,年轻时候心气高,总觉得嫁人得嫁个可心的。二十多岁那会儿,媒人踏破门槛,有说镇上开小卖部的,有说隔壁村养鱼塘的,还有说县城里做装修的。我那时候在镇上服装厂踩缝纫机,每个月挣两千多块,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犯不着为口饭去将就谁。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也挑凉了心。到了三十岁,媒人来的趟数少了,偶尔来一个,说的不是死了老婆的就是离了婚带娃的。我妈急得嘴上起泡,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弹得满地都是。
后来服装厂倒闭了,我回了村,跟着村里人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可村里人的嘴不饶人,背后嚼舌根的多了去了——“秀兰是不是有啥毛病啊?”“眼光高得没边儿,也不看看自己啥条件。”“她爹妈这辈子怕是抱不上外孙喽。”我听见了也装没听见,可夜里躺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心里那股子酸劲儿就往上涌。
李建国是村西头李老栓家的独子,比我大整整十岁。他小时候念书不行,初中没念完就跟着他爹学木匠,后来在镇上开了个小小的家具铺子,给人打桌椅板凳、衣柜床架。手艺不错,人老实,话不多,就是命不好。他二十五岁那年娶了隔壁村的张巧云,两口子恩恩爱爱,第二年生了个闺女。可闺女三岁那年,张巧云查出了病,是肝上的毛病,治了两年多,家底掏空了,人也没留住。打那以后,李建国就一个人带着闺女过,又当爹又当妈,还得顾着铺子里的活计。他闺女李念今年应该有二十三了,听说在南方打工,好几年没回来。
村里人提起李建国,都叹口气:“那人命苦,心肠好,就是摊上了那档子事。”也有人背后嘀咕:“一个大男人带个闺女,这么多年没再找,怕是心里还惦记着死去的媳妇。”还有人说:“他那个家具铺子挣不了几个钱,还得供闺女念书,日子紧巴巴的。”
我跟他原本不熟,虽然同村住了几十年,可我家住村东头,他家在村西头,平时走动不多。偶尔在村口小卖部碰上,也就点个头,说句“吃了吗”“忙啥呢”之类的闲话。他那人话少,脸上总挂着点抹不掉的愁容,可待人接物挺和气,谁家桌子腿断了、门闩坏了,喊他一声,他拎着工具就来了,修好了也不要钱,顶多喝人家一杯茶。
去年秋里,我妈去村西头帮人摘花生,回来就跟我念叨:“秀兰,我今儿在李建国家门口过,看他一个人蹲那儿补渔网呢,衣裳都破了洞也不知道缝。一个大男人,过得恓惶的。”我没接话,她又说:“他闺女也不回来,听说在南方谈了个对象,怕是以后就嫁那边了。李建国这人吧,岁数是大了点,可人品没得说,你要不……”
“妈!”我打断她,“你甭操这份心了。”
可我妈不依不饶,转头就找了村里的赵媒婆。赵媒婆五十来岁,一张巧嘴能把死人说活,第二天就颠颠地跑李建国家去了。回来跟我妈说:“人家建国说了,秀兰是个好姑娘,就怕人家看不上他。”我妈听了眉开眼笑,回来就做我的工作:“你听听,人家多实诚!你还要挑到啥时候?”
我心里别扭。三十八岁嫁给四十八岁的,说出去不好听。可架不住我妈天天念叨,我爹也旁敲侧击:“闺女啊,人这一辈子,找个知冷知热的比啥都强。岁数大点怕啥?人家知道疼人。”我思来想去,又偷偷去李建国的家具铺子门口转了一圈。铺子在镇子边上,两间门面,门口堆着刨好的木料,空气里飘着木头屑的清香。他正弯着腰锯一块板子,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后背的衣裳洇湿了一大片。我站了半晌,他没看见我。我就转身走了,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后来赵媒婆安排我俩在镇上茶馆见了一面。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可见面就红了脸,半天憋出一句:“秀兰,我……我条件不好,怕委屈你。”我看着他粗糙的手指头在茶杯沿上摩挲,心里忽然就软了。我说:“建国哥,咱都是苦命人,谁也甭嫌弃谁。”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头亮了一下,又赶紧低下去,嘴里含含糊糊地说:“那……那咱就处处看。”
处了半年,不咸不淡的。他隔三差五来我家,帮我爹修修房顶、整整院墙,来了就干活,干完活就走,连顿饭都不肯留下吃。我妈留他,他就摆手:“婶子,不麻烦了,我铺子里还有活。”我有时候去他铺子帮他收拾收拾,给他洗洗脏衣裳,他就坐立不安,搓着手说:“秀兰,你别忙了,我自己来就行。”我说:“你甭跟我客气。”他就红着脸笑,那笑容里带着点不好意思,也带着点我说不清的满足。
今年开春,两家大人坐到一起把事定了。彩礼他给了六万六,说是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家底。我妈没嫌少,反倒贴了两万给我置办嫁妆。村里人议论纷纷,有说好的,有说不值的,我都当耳旁风。我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一个安稳的家,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别再让我一个人半夜醒来对着黑漆漆的屋顶发呆。
婚礼定在农历三月初八,说是黄道吉日。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在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鸡鸭鱼肉堆得满满当当。李建国穿了身新衣裳,深灰色的夹克,领子硬邦邦的,一看就不常穿。他敬酒的时候手都在抖,被村里几个后生起哄:“建国哥,娶了媳妇咋还害臊啊!”他嘿嘿笑着,一杯接一杯地喝,脸从脖子红到耳朵根。我坐在新房里,听着外头的喧闹声,心里七上八下的。炕上铺着大红被子,撒了花生红枣,窗花贴得满当当的,可我心里总觉着不踏实,像是有什么东西悬在半空,够不着底。
天黑了,客人们渐渐散了。我妈临走前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的:“秀兰,好好过日子。”我点点头,喉咙里堵得慌。李建国的几个本家兄弟把他推进屋,哄笑着带上了门。屋里一下子静下来,只有炕头的红烛噼啪爆着灯花。
他站在门边,搓了半天手,才磨蹭着走过来。身上一股酒气,可人还清醒着。他看了我一眼,又赶紧把目光挪开,低声说:“累了一天了,你……你歇着吧。”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说啥。他伸手去够灯绳,“啪嗒”一声,灯灭了。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窗户外头透进来一点月光,模模糊糊照出家具的轮廓。
就在这时候,他打开了手电筒。
第二章
手电筒的光晃得我眼睛疼。我眯着眼,看他从被窝底下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心里咯噔一下。那信封挺厚,摸着像装了照片或者什么硬纸片。我拆开胶带,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炕上——是一沓子医院的诊断书、缴费单,还有几张照片。
我先拿起照片。第一张是黑白的,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娃娃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女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睛大得吓人,可笑得挺温柔。娃娃裹在小被子里,只露个脑袋,肉嘟嘟的。第二张是彩色的,同一个女人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脸色蜡黄,娃娃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个苹果,呆呆地看着镜头。
“这是巧云,我前头那个。”李建国在黑暗里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娃娃是念念。”
我没说话,继续翻。诊断书上是张巧云的名字,日期是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五年。病名挺复杂,我认不全,但“晚期”两个字刺得我眼睛疼。缴费单厚厚一摞,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最后一张是一万二,日期是二〇〇五年腊月。底下压着一张欠条,是李建国写给一个叫“刘德贵”的人,借款八万,利息按银行算,还款日期是二〇〇七年年底。欠条边角卷着,纸面发黄,上面还有几滴圆珠笔戳出来的墨点子,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我捏着那张欠条,手指头凉了半截。八万,在零几年,在柳溪村这种地方,能盖一栋像样的房子了。他一个木匠,带着个没娘的娃娃,得还到啥时候?
“巧云治病那两年,我借遍了亲戚朋友。刘德贵是我表舅,在镇上开批发部,他借了我八万,说好了三年还清。”李建国的声音从黑暗里飘过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后来巧云走了,念念又小,铺子里的活计断断续续的,挣的钱刚够填嘴。到〇七年,还差三万没还上。表舅没催我,可我心里过不去,就跟他重新写了欠条,又续了三年。”
他顿了顿,嗓子眼里像塞了团棉花:“一〇年,念念上初中,开销大了。我白天做木工,晚上去镇上给人看仓库,一个月多挣八百。到一二年,总算把表舅的钱还清了。可念念念高中的学费、生活费又来了,我又跟信用社贷了款。到现在……还剩两万出头没还完。”
我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些单据,半天没说话。窗外头有只夜猫子叫了一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听得人心里发毛。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那张病床上女人的脸,一会儿是欠条上他歪歪扭扭的签名,一会儿又是他白天在婚礼上冲人傻笑的样子。
“念念念大学那几年,我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荤腥。她在南方谈了个对象,男方家里条件一般,她怕人家嫌弃她没娘,一直没敢跟人说家里的情况。”李建国的声音越来越低,“秀兰,这些事我该早跟你说的。可我……我怕你知道了就不肯嫁我了。”
我深吸了口气,把那些单据重新装回信封,伸手去够灯绳。灯亮了,我扭头看他——他坐在炕沿上,背驼着,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脑门上全是汗,眼睛里水汪汪的,像是随时要淌下泪来。一个四十八岁的大男人,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缩在那儿。
“就这些?”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点点头,又摇摇头:“还……还有。我前些日子去信用社问了,那两万多贷款,我能分期还,一个月还一千五,到后年就差不多了。不会拖累你。”
“还有呢?”
他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一句:“我那个铺子,今年生意不太好。镇上开了两家新式的家具店,卖的都是机器压的板子货,便宜,样式也好看。我这手工打的,卖不上价。上个月就接了两单活,挣了不到一千。”
他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像被抽了筋似的,脑袋耷拉下去。新房里静得能听见红烛燃烧的细微声响,窗外的蛙鸣一阵一阵的,像是替他在叹气。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说实话,我心里有火。这么大的事,结婚前一个字不提,非得等洞房夜才说,这不是存心把我架在火上烤吗?我要是当场翻脸走人,村里人怎么看我?刚过门就闹离婚,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我要是不走,这八万块钱的窟窿、一个没还完的贷款、一个生意惨淡的铺子、一个远在南方的继女,就这么硬生生砸我头上了。
可我又瞅了他一眼。他那双粗拉拉的手搁在膝盖上,指头关节鼓得老高,那是常年握刨子、凿子磨出来的。手背上的皮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木屑。就这双手,养活了一个闺女,送走了一个媳妇,扛了十几年的债。
“李建国。”我喊他名字,声音有点冲。
他猛地抬起头,眼里的光晃了一下。
“你这个人,真够可以的。”我把信封往他怀里一摔,“早干嘛去了?我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吗?你早说了,我还能不嫁你咋的?”
他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我三十八了,啥苦没吃过?八万块钱的债,咱俩一起还。铺子生意不好,咱就想办法。你手上有手艺,还怕饿死?”我从炕上扯过被子,往身上一裹,“关灯,睡觉。明儿个还得早起给爹妈敬茶呢。”
他愣愣地看着我,忽然眼圈一红,两行泪就淌下来了。他赶紧拿袖子去擦,擦得满脸都是褶子。我别过头去,假装没看见,心里却酸得厉害。
灯又灭了。这回他没再折腾,老老实实地躺下。黑暗中,我感觉到他的手摸索着伸过来,粗糙的指尖碰了碰我的手背,又缩回去了。我翻了个身,把他的手攥住了。他的手凉冰冰的,还在抖。
“睡吧。”我说。
他没吭声,可手慢慢攥紧了,紧得我骨头都疼。
第三章
第二天天刚亮,院子里的公鸡还没打鸣,我就醒了。李建国已经不在炕上,外头传来劈柴的动静。我披衣裳坐起来,看见炕头放着杯热水,还冒着热气,杯沿上搭着条新毛巾。我端起水喝了一口,温度正好。
推开门,他正蹲在灶台前往灶膛里添柴,铁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粥。听见动静,他回过头,眼睛还有点肿,可脸上挂着笑:“起了?粥快好了,我烙了两张饼,你凑合吃。”
我应了一声,去院子里洗漱。这院子比我娘家的大些,三间正房,东边一间偏房做厨房,西边搭了个棚子堆木料。院墙根下种着几垄韭菜,绿油油的,旁边还有两棵柿子树,枝头挂着去年没摘净的干柿子,红彤彤地缩在枝桠间。空气里一股柴火味混着木头的清香,闻着挺踏实。
吃过早饭,我俩去正屋给李建国的爹妈敬茶。他爹李老栓七十三了,腿脚不利索,坐在炕上眯着眼,接过茶碗抿了一口,从枕头底下摸出个红包递给我,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好,好,过日子。”他娘赵桂香七十一,耳不聋眼不花,接过茶碗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半晌才说:“秀兰啊,建国这孩子实诚,不会说好听的,可心肠热。你多担待。”我点头应着,把红包收了。
敬完茶出来,李建国站在堂屋门口搓手,欲言又止的样子。我问他咋了,他憋了半天说:“秀兰,我想去铺子里看看,上个月接的活还没赶完……”
“去吧。”我把围裙解下来递给他,“带上两个饼,中午别饿着。”
他接过饼,愣愣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啥也没说,转身走了。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背影瘦瘦高高的,走路有点晃肩膀,那是常年扛木料养出来的习惯。
上午我收拾屋子,把陪嫁的衣裳叠进柜子,又擦了擦桌子板凳。正忙活着,院门响了,进来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是李建国家隔壁的王婶子。她探头探脑地进来,一屁股坐在院里的石墩上,嘴里啧啧道:“秀兰啊,你可真是好样的。昨儿个晚上动静我都听见了,还以为你得闹呢。”
我手一顿,脸上没动声色:“王婶,啥动静?”
“嗨,建国那人,一根筋。他那些破事村里谁不知道?欠了一屁股债,铺子又不景气,闺女也不回来。你嫁过来,真是亏大发了。”王婶撇着嘴,眼珠子滴溜溜转,“要我说啊,你得留个心眼,他那点家底可经不起折腾。”
我拿抹布擦着桌子,慢悠悠地说:“王婶,债慢慢还就是了,人勤快还怕过不好日子?”
王婶看我没接茬,又扯了几句闲篇,讪讪地走了。我站在院子里,听着她的脚步声远去,心里明白——村里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呢。一个三十八岁的老姑娘嫁了个穷光蛋,还是个背债的,搁谁眼里都是个笑话。可我王秀兰这辈子被人笑话得还少吗?多这一桩不多。
中午我蒸了锅馒头,炒了个韭菜鸡蛋,用饭盒装了,提着去镇上找李建国。铺子在镇子东头,两间门面,门口堆着半人高的木料,刨花在地上卷成一个个小团,风一吹就滚。我推门进去,他正伏在工作台上锯一块木板,锯末飞得满头满脸都是。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看见是我,眼睛一亮,赶紧放下锯子迎过来。
“你咋来了?”他手忙脚乱地掸身上的木屑。
“给你送饭。”我把饭盒搁在旁边的凳子上,“趁热吃。”
他打开饭盒,看见里头白胖胖的馒头和黄澄澄的炒鸡蛋,喉结动了动,却没急着吃,先扭头看了看铺子角落里一个半成品的衣柜,说:“上午赶了会儿活,把柜门装上了。这是镇上刘老师定的,说过两天来取。”
我走过去看了看,柜门上的榫卯接得严丝合缝,边角打磨得光溜溜的,拿手一摸,连个毛刺都没有。我说:“你这手艺,比那些板子货强多了。”
他挠挠头:“可现在人都图便宜,手工活贵,费时间,不划算。”
“那就想别的法子。”我在铺子里转了一圈,看见墙上挂着几把做好的小板凳,还有两个木头相框,做工都挺精细,“建国,你会做那些小玩意儿不?就是城里人喜欢的那种摆件、相框、花架子啥的。”
他想了想:“能做。以前给念念做过一个木头首饰盒,她挺喜欢。”
“那你试试呗。我帮你拿到镇上去卖,集市上摆个摊,兴许能行。”我在心里盘算着,赶集的日子人多,那些小东西不占地方,本钱又低,好歹能换点零花钱。
他听了,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可我手笨,做不了太精细的。”
“笨啥笨,你打了半辈子家具,还整不了个小玩意儿?”我把筷子塞他手里,“先吃饭,吃完我帮你收拾收拾铺子。”
他端着饭盒,咬了口馒头,嚼着嚼着忽然笑了。那笑容跟平时不一样,嘴角咧得大了些,露出两排白牙,眼角的褶子都舒展开了。我头一回见他这么笑。
那天下午,我帮他把铺子里的木料归了归类,把那些边角料挑出来,整齐地码在一个筐里。他说那些都是废料,烧火用的。我说:“废啥废,这么些小木块,做点小东西正好。”他听了没吭声,可我看他拿了几块木头在手里翻了翻,若有所思的样子。
傍晚回家,路过村口小卖部,几个妇女坐在那儿择菜,看见我俩一前一后地走回来,都停了手,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我昂着头走过去,故意大声说:“建国,明儿个赶集,咱一块儿去,买点肉回来包饺子。”
他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憨憨地应了声:“哎。”
那几个妇女面面相觑,有个嘴快的喊了声:“秀兰,包饺子喊我啊!”我笑着回:“行啊,来帮忙我就管饭!”
进了院子,李建国把铺子里的工具卸下来,坐在柿子树底下抽烟。我进厨房做饭,透过窗户看他坐在那儿,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的。过了一会儿,他掐灭烟头走进来,站在灶台边看了我半天,忽然说:“秀兰,谢谢你。”
我往锅里倒着油,头也没回:“谢啥,两口子过日子,说这见外的话干啥。”
他没再说话,可我知道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锅里的油热了,我把切好的葱花扔进去,“滋啦”一声响,满屋子都是葱油的香味。
第四章
赶集那天是个大晴天。李建国天不亮就起来了,在院子里叮叮当当敲了一阵,我出去一看,他连夜做了几个小木盒,巴掌大小,盒盖上雕着简单的花纹,有莲花纹的,有云纹的,还有两个素面的,打磨得油光水滑。
“试试看。”他把木盒递给我,有点不好意思,“雕得糙。”
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盒盖严丝合缝,打开来里面还分了两格,可以放点针线或者首饰。那莲花纹虽然简单,可线条挺流畅。我说:“这还糙?比镇上那些塑料盒子强一百倍。”
他嘿嘿笑了两声,又拿出两个木头相框,边框上刻着缠枝莲,手艺比木盒还细些。我接过来,心里有了底。
集市在镇子中心的老街上,每逢阴历三六九开集。那天人挺多,卖菜的、卖布的、卖农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俩在街角找了个空位,铺了块布,把那些木盒相框摆上去。旁边卖菜的大婶斜眼看了看,撇撇嘴:“这玩意儿能有人买?”
我没搭理她,扯着嗓子吆喝起来:“手工木盒、相框,实木的,结实耐用,放首饰放照片都行嘞——”
李建国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搁。我捅了他一下:“你也喊两声。”
他张了张嘴,嗓子眼里憋出半句:“卖……卖木盒……”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我瞪了他一眼,他缩了缩脖子。
正喊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人走过来,蹲下身拿起一个相框看了看,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问:“这啥木头的?”
“槐木的,自家木匠做的。”我赶紧说,“你看这纹路,纯手工刻的,不比城里那些机器压的差。”
女人又看了看,问:“多少钱?”
我心里没底,看了李建国一眼。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我咬了咬牙,说:“三十。”
女人想了想,掏出钱包:“行,我要两个,这个莲花纹的和那个素面的。”
第一单成了!我接过钱,手都有点抖。李建国在旁边也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笑来。有了第一个买家,后面就顺了。一上午下来,六个木盒卖了五个,两个相框全卖了,收了小两百块钱。旁边卖菜的大婶眼都直了,嘴里嘟囔着:“这年头,啥破烂都有人买。”
收摊的时候,李建国把剩下的一个木盒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忽然说:“秀兰,我想做个花架子。城里人养花,没地儿搁,买个架子放阳台上正好。用边角料就能做,不费啥本钱。”
我眼睛一亮:“行啊!下个集咱试试。”
回家的路上,他步子比来时轻快多了,肩膀也不晃了。走到村口,他忽然停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根糖葫芦递给我。我愣了一下,接过来,糖葫芦红彤彤的,外头裹着层透明的糖壳,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
“刚才卖完东西,我看街边有卖的,就买了一根。”他搓着手,眼睛看着别处,“你尝尝,甜不甜。”
我咬了一口,山楂酸得我牙都倒了,可那层糖壳甜丝丝的,一直甜到嗓子眼。我含着山楂,含含糊糊地说:“甜。”
他笑了,这回笑得挺自然,眼角的褶子都堆到一块儿去了。
第五章
日子一天天过起来。每天早上他先去铺子里干活,我收拾完家里就去镇上帮他。我们把铺子重新归置了一下,靠墙打了排架子,专门摆那些小木件。我还在门口挂了个牌子,用红漆写着“手工木艺”。李建国看见了,说字太丑。我说:“丑啥丑,实在就行。”
他做活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拿砂纸打磨那些小件,或者拿刻刀学着雕简单的花纹。刚开始雕得歪歪扭扭,他看了半天,没笑话我,只是拿过刻刀示范:“手要稳,劲儿别太大,顺着木纹走。”他粗糙的大手包着我的手,一刀一刀地教。我闻着他身上那股木头混着汗的味道,心里踏实得很。
过了半个月,他做了六个花架子、四个小书架、还有十几个木盒和相框。赶集那天,我们天不亮就去了,占了个好位置。花架子一摆出来,就有个老太太相中了,说拿回家放花盆正好。小书架也被一个中学老师买走了,说搁讲台上放粉笔盒。一上午下来,卖了三百多块。
李建国数着钱,手有点抖:“秀兰,这……这比我一星期挣得都多。”
我说:“那咱就接着干。你管做,我管卖,咱俩分工。”
他点点头,把钱仔细地揣进贴身的兜里,拍了拍,像是怕它跑了。
生意慢慢有了起色。镇上的人渐渐知道了东头有个手工木匠铺,做的小东西又结实又好看。有时候周末,还有县城的人开车过来买。李建国的精神头不一样了,腰板挺直了,走路带风了,晚上回来还在灯下画图纸,琢磨新样式。他做了个带抽屉的首饰盒,盒盖上镶了块贝壳,打磨得锃亮,被一个来赶集的城里姑娘一眼相中,卖了一百二。
那天晚上回家,他破天荒买了瓶啤酒,炒了两个菜,坐在院子里喝。月亮挺圆的,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他喝了两口酒,脸有点红,忽然说:“秀兰,我想把铺子重新装修一下。”
“咋装?”
“把里间收拾出来,弄个小展示间。门口做个招牌,用木头刻字。”他拿筷子在桌上比划,“再做几个货架,把东西摆得齐齐整整的。以后咱不光赶集,平时也开门营业。”
我扒了口饭,想了想说:“行。不过你那贷款,咱每月得按时还,别耽误了。”
他点点头:“我算过了,按现在的卖法,每个月能多挣一千多。加上我做家具的活,还贷款够了。”
我没再说话,给他碗里夹了块肉。他低头扒饭,耳朵尖红红的。
就在日子往好里过的时候,李念回来了。
那天是五月初三,我记得清楚。晌午刚过,我正蹲在院子里择韭菜,听见门口有人喊:“爹——”声音脆生生的,带着点南方口音。我抬头一看,院门口站着个姑娘,二十出头,穿了件白T恤、牛仔裤,背着个双肩包,头发扎成马尾,脸盘像李建国,可眉眼比他秀气些。她站在门口,看着我,有点迟疑。
李建国从屋里跑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嘴唇哆嗦了半天:“念念?你咋回来了?”
李念放下包,喊了声“爹”,眼圈就红了。她看了我一眼,没喊人,也没说话。李建国赶紧说:“念念,这是你秀兰婶子。”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笑着说:“念念回来了?饿了吧?婶子给你做饭去。”
她嗯了一声,跟着李建国进了屋。我听见她在屋里小声问:“爹,你咋也不跟我说一声就结婚了?”声音里带着点埋怨。李建国压低嗓子说了句啥,我没听清。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把韭菜,心里翻了个个儿。这闺女,怕是不好相与。
第六章
李念回来那天晚上,李建国把家里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饭桌上,李念低着头扒饭,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李建国给她夹了个鸡腿,她没吃,搁在碗边上。
“念念,你在南方那边咋样?”李建国小心翼翼地问。
“还行。”李念头也不抬,“我辞职了。”
李建国筷子一顿:“咋辞职了?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工厂效益不好,裁人。”李念扒了口饭,“我想回来看看,歇一阵再说。”
我给她盛了碗汤,推过去:“先喝口汤,歇够了再说。家里地方大,住着方便。”
她接过汤碗,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没喊人。我也不在意,低头吃饭。
晚上收拾完,李建国在堂屋跟李念说话,我在厨房洗碗。隔着道墙,他们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李念说:“爹,你咋不早告诉我?我还是从二叔那儿听说的。”李建国说了句什么,李念的声音忽然拔高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人咋样?对你好不好?”
李建国低声说了几句,我听不太清,只隐约听见“秀兰人好”“帮我还债”“铺子生意好了”几个词。李念没再说话,过了会儿,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
我洗完碗,擦了擦手,没进屋,直接回了自己那间屋。坐在炕上,我拿过白天没雕完的木盒,拿刻刀一下一下地划着。木头是块樟木,有股淡淡的香味。我雕的是朵牡丹,花瓣勾了一半,还没成型。
过了一会儿,门响了,李建国进来,坐在炕沿上,半晌没说话。我问他:“念念睡了?”
“嗯。”他搓了搓手,“秀兰,念念她……她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她娘走得早,她心里一直搁着这事。”
“我知道。”我拿砂纸磨着木盒的边角,“我不急,慢慢来。”
他看了我半天,忽然说:“秀兰,你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被他这话说得脸一热,拿刻刀比划他:“少说这些肉麻话,睡觉。”
他嘿嘿笑了两声,脱鞋上炕。躺下之后,他翻了个身,脸朝着我这边,呼吸慢慢匀了。我听着他的呼吸声,手里的刻刀停下来了。窗户外头,李念那屋的灯还亮着,隐隐约约传来手机的声音。
第七章
李念在家住了三天,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起来就抱着手机窝在沙发里,不说话也不出门。我做好饭喊她,她就来吃,吃完把碗一推又回屋了。李建国看着干着急,又不敢说重话,只能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跟我叹气。
第四天早上,李念起了个大早,穿了件旧衣裳出来,说要去地里帮她爹干活。李建国高兴得直搓手,扛着锄头就往外走。我跟在后面,提了壶水,拿了几根黄瓜。
地里种的是玉米,苗刚半尺高,杂草倒是长得欢实。李念蹲在地头拔草,拔了没两把就直起腰来喘气,拿手扇着风说:“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李建国笑着说:“你从小没干过地里的活,慢慢来。”
李念撇撇嘴,看了我一眼。我正蹲在旁边拔草,手脚麻利,一会儿就薅了一小堆。她看了一会儿,忽然问:“婶子,你以前也种地?”
这是她头一回喊我婶子。我手里没停,说:“种。我家在村东头,也是种地的。后来在服装厂干了几年,厂子倒了又回来种。”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低头继续拔草。这回她没偷懒,一直拔到晌午。太阳挺毒的,她脸晒得通红,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我递给她一根黄瓜,她接过去啃了一口,含含糊糊地说:“这黄瓜比南方的好吃。”
“自家种的,没打药。”我说。
她嚼着黄瓜,忽然问:“婶子,你为啥嫁给我爹?”
李建国在旁边听见了,赶紧打岔:“念念,别瞎问。”
我说:“没事。”然后看着李念,认真地说:“你爹人好,实在。我三十八了,想找个踏实人过日子。你爹正好是。”
李念看了我半天,没说话,可眼神不像之前那么硬了。她啃完黄瓜,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说:“走吧,回去做饭。”
那天下午,李念主动来厨房帮我烧火。灶膛里的火苗映着她的脸,一明一暗的。她忽然说:“婶子,我爹以前可苦了。我妈走的那年,我三岁,啥都不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他为了给我妈治病,借了一屁股债,又怕我受委屈,一直没再找。村里人给他介绍过几个,他都推了,说等我大点儿再说。等我大了,他又怕我不同意,一直拖到现在。”
她说着说着,声音有点哑。我往灶膛里添了把柴,说:“你爹不容易。”
“我知道。”她拿火钳捅了捅火,“所以……你要是对他不好,我可不答应。”
我笑了:“放心吧,我对他好着呢。”
她也笑了,虽然只是嘴角微微一弯,可那笑里头,总算有了点热乎气。
第八章
李念在家住了半个月,帮着我们在铺子里收拾东西。她手巧,会用电脑,给铺子画了张简单的图纸,又帮我在网上注册了个小店,说可以把那些小木件拍了照片挂上去卖。我不懂这些,她就在旁边一步步教。拍照、上传、写介绍,折腾了一下午,总算挂上去五六个木盒。
过了两天,李念拿着手机兴奋地跑来找我:“婶子,有人问了!这个莲花纹的木盒,问能不能便宜点。”
我凑过去看,手机屏幕上果然有条消息。我说:“你回她,满五十包邮,单买不还价。”
李念噼里啪啦打了几个字发过去,过了一会儿,那人回了:“行,我要两个。”
第一单网上的生意成了!李念高兴得直拍手,李建国在旁边看着,嘴咧得合不拢。那天晚上,李念破天荒主动做了顿饭,炒了个青椒肉丝、一个西红柿鸡蛋,手艺一般,可李建国吃得满嘴流油,一个劲儿说:“念念做的饭,好吃。”
李念白了他一眼:“爹,你这话说了二十年了,能不能换一句?”
我哈哈笑起来,李建国挠着头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眶有点红。
李念走的那天是五月底。她买了回南方的火车票,说那边有个朋友开了个服装店,喊她过去帮忙。临走前,她站在院门口,背着那个双肩包,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她伸手抱了我一下,在我耳边小声说:“婶子,我爹就交给你了。”
我拍了拍她的背:“放心。”
她松开手,又看了看李建国,说:“爹,我走了。你俩好好的。”
李建国点点头,嗓子眼堵着说不出话。李念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冲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大步走了。李建国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直到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看不见了,才抬手擦了擦眼角。
我走过去,拉了拉他的手:“走吧,铺子里还有活呢。”
他嗯了一声,跟着我往回走,走了几步,忽然攥紧了我的手。
第九章
日子过得比想象中快。到了八月,铺子里的生意已经稳下来了,每个月赶集能卖个千把块,网上也能出个十来单。李建国把里间收拾出来做了个小展示间,门口挂上了木刻的招牌,四个字——“建国家具”,字是他自己刻的,端正有力。村里人路过,都探头往里看两眼,有夸手艺好的,也有酸溜溜说风凉话的。李建国全当没听见,埋头做他的活。
我每天早起给他做早饭,然后一起去铺子。他在里间做木工,我在外间看店、接网上的单子。中午我做饭,他吃完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傍晚收工回家,路上买点菜,到家他劈柴我做饭。吃过晚饭,他在灯下画图纸,我拿刻刀练手艺。日子平平淡淡的,可我心里踏实,像是脚底下踩着了实地。
九月初,镇上搞了个“乡村手艺人”的评比活动,村主任找到李建国,让他报名参加。李建国摆手:“我一个木匠,凑啥热闹。”我劝他:“去吧,让人看看你的手艺。评不上也不亏,就当给铺子做广告了。”
他想了想,答应了。那几天他熬夜赶了个大件——一张雕花八仙桌。桌面用整块榆木打的,打磨得能照出人影;四条桌腿雕了缠枝莲纹,桌沿四周刻了回字纹。完工那天,他把桌子摆在院子里,我围着转了好几圈,心里说不出的欢喜。这桌子要是搁城里,少说也得卖三四千。
评比那天在镇上文化站,去了二十多个手艺人,有编竹筐的,有做布鞋的,还有捏泥人的。李建国的八仙桌往那儿一摆,围观的人立马围了一圈。评委是个县里来的文化馆老师,戴着眼镜看了半天,拿手摸了摸桌沿的雕花,问:“这榫卯是传统做法?”
李建国点点头:“没用一个钉子。”
老师又看了看,说:“好手艺。”最后评了个二等奖,发了个证书,还奖了一千块钱。李建国站在台上领奖,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搁,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我站在台下,举着手机给他拍照,心里比他还高兴。
晚上回家,他把证书端端正正贴在堂屋墙上,又倒了杯酒,坐在那儿看了半天。我说:“看啥呢,不认识了?”
他笑了笑,喝了口酒,说:“秀兰,我干木匠二十多年了,头一回有人给我发奖。”
“以后还多着呢。”我给他添了筷子菜,“你那手艺,搁哪儿都是数得着的。”
他嘿嘿笑了两声,又喝了口酒。那天晚上他喝得有点多,躺下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说:“秀兰,我想把那两万贷款提前还了。”
我愣了一下:“还了?咱攒的钱够吗?”
“差不多了。”他掰着指头算,“这几个月攒了八千多,加上今天奖金一千,再凑凑,到年底能凑齐。早还完早利索,省得每月惦记。”
我想了想,说:“行。不过你别把自己逼太紧了,该花的还得花。”
他嗯了一声,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又说:“秀兰,等还完贷款,我带你去趟县城。给你买件新衣裳。”
我拿脚踹了他一下:“睡觉。”
他嘿嘿笑了两声,不吭声了。
第十章
十月底,天短了,铺子关门也早了。那天下午,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门口进来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夹克,肚子挺大,一进门就东张西望。我迎上去问:“大哥,看点什么?”
他转了一圈,目光落在那张八仙桌上——那是李建国参加评比之后又做的一张,摆在里间当样品。他走过去,敲了敲桌面,又蹲下来看了看桌腿的雕花,问:“这张桌子卖不卖?”
我说:“卖的,三千八。”
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手工的?”
“纯手工,榫卯结构,没用一根钉子。”我把桌沿指给他看,“你摸摸这雕花,都是手工刻的。”
他摸了两把,点了点头:“我是县城开茶楼的,店里想换套家具。这张桌子我要了,再订四把椅子,配套的。多久能做好?”
我心里一跳:“一个月。”
“行。”他从兜里掏出名片递给我,“我叫周海涛,茶楼在县城步行街,你做好了给我打电话,我让人来拉。”
他交了五百块定金,转身走了。我捏着那张名片,愣了半天,然后冲里间喊:“建国!建国你出来!”
李建国围着围裙跑出来,手上还沾着木屑:“咋了?”
我把名片递给他:“来大活儿了。县城茶楼订了一套桌椅,三千八的桌子加四把椅子,让一个月交货。”
他接过名片看了两遍,手有点抖:“三千八……四把椅子,一把算三百,一共五千多?”
“嗯。”我看着他,“能干不?”
他深吸了口气:“能干。”
那一个月,李建国像换了个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我给他打下手,帮他递工具、打磨边角。四把椅子做起来费工,每把都要雕花、打磨、上漆。他做得细,一个椅背的弧度要反复修好几遍,拿手摸到一点不平就返工。
我心疼他,劝他歇歇。他摇摇头:“人家信任咱,咱得做好。这单要是成了,以后县城的路子就打开了。”
交货那天,周海涛亲自来了。他围着桌椅转了好几圈,拿手电筒照着看细节,最后拍着李建国的肩膀说:“好手艺!以后我店里的家具都找你。”
他当场付了全款,五千四,还说下个月还要订两个花架和一套茶台。李建国攥着那沓钱,手心里全是汗。等周海涛走了,他坐在铺子门槛上,半天没说话。
我蹲下来看他,发现他眼圈红了。
“秀兰,”他嗓子哑哑的,“咱……咱把贷款还了吧。”
我点点头,伸手给他擦了擦眼角:“好,明天就去还。”
第十一章
十一月里,我俩去信用社把剩下的贷款一次性还清了。从信用社出来,李建国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看天,长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呼出来,白蒙蒙的,在冷空气里散成一团雾。
“无债一身轻。”我说。
他转过头看我,笑了笑,笑容里头带着点说不清的滋味。他伸手从兜里摸出个布包,打开来,里头是卷得整整齐齐的一沓钱。他数了五百块递给我:“走,去县城,给你买衣裳。”
我推回去:“买啥衣裳,先攒着。铺子里还得进木料呢。”
他硬塞到我手里:“木料钱留出来了。这钱就是给你买衣裳的,说好了的。”
我拗不过他,跟着他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县城不大,商场就两家,我们逛了半天,我挑了一件枣红色的棉袄,穿着挺合身。李建国站在旁边看了半天,说:“好看,买。”
我看了看价签,三百八。有点心疼,可看他那高兴劲儿,没舍得说不买。付了钱,他提着袋子,又拉着我去吃了碗牛肉面。面馆里热气腾腾的,他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夹了好几块给我,说:“你多吃点,这几个月累坏了。”
我低头吃面,热气扑在脸上,眼睛有点潮。
从县城回来那天,李念打来电话,说她在南方干得不错,老板让她当店长,年后可能回来一趟。李建国对着电话嗯嗯啊啊了半天,最后说:“念念,铺子生意好了,你甭惦记家里。你秀兰婶子好着呢。”
电话那头李念不知道说了啥,李建国嘿嘿笑了两声,把电话递给我:“念念要跟你说话。”
我接过来,李念在电话里说:“婶子,我听我爹说你们把贷款还了?”
“还了。”我说,“你爹现在可厉害了,县城茶楼都订他的家具。”
李念在电话那头笑了:“那行,等我回去,给你们带南方的好吃的。”
挂了电话,李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的证书发呆。我坐过去,他忽然伸手把我肩膀搂住了。他从来没这么主动过,我愣了一下,没动。他的胳膊有点沉,带着木头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下巴搁在我头顶上,闷声说了句:“秀兰,咱这日子,算是过起来了。”
我靠在他肩膀上,没说话。窗户外头刮着北风,呼呼的,可屋里暖和。炉子里的煤烧得红彤彤的,炉盖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第十二章
腊月里,铺子忙得脚不沾地。周海涛又介绍了两个客户来,一个是开民宿的,订了六张床和四个床头柜;另一个是镇上刚搬来的年轻夫妻,要做一套餐桌椅。李建国一个人忙不过来,喊了村里两个后生来帮忙。那两个后生跟着他学手艺,他教得仔细,人家也学得认真。
我这边也没闲着,网上的订单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能出七八单。我买了个便宜相机,学着拍照片,拍得不好就重来。李念在南方远程教我,怎么打光、怎么找角度、怎么写介绍。折腾了半个月,网店的生意翻了一番。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晚上,李建国收工早,洗了手脸,坐在堂屋里喝茶。我端了盘饺子出来,白菜猪肉馅的,刚出锅,热气腾腾的。他夹了一个蘸了醋,咬了一口,忽然说:“秀兰,我想把铺子扩一下。”
“咋扩?”
“隔壁那间空屋不是要租吗?我想租下来,打通了做个大点的展示间。以后接活多了,也能摆得开。”他嚼着饺子,“再招两个学徒,教他们手艺。这活一个人干不过来。”
我想了想:“招学徒你可得看准人,别啥人都往里招。”
“嗯,我心里有数。”他又夹了个饺子,“还有,我想注册个商标,就叫‘建国家具’。以后咱的东西,都打上标。”
我笑了:“你还挺有想法。”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都是念念教的,她说现在做买卖得有牌子。”
我给他碗里添了几个饺子,说:“行,你拿主意,我跟着干。”
他看着我,忽然放下筷子,正儿八经地说:“秀兰,这一年,辛苦你了。”
我摆摆手:“别说这见外的话。”
“不,我得说。”他握住我的手,手上的老茧硌得我有点疼,“我李建国前半辈子命苦,巧云走了之后,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熬着了。没想到还能遇上你。你来了之后,家里有人气了,铺子活了,念念也认你了。我这心里……踏实。”
他说话的时候,嗓子有点哑,眼睛亮晶晶的。我抽回手,拿了张纸巾递给他:“大过年的,哭啥哭。吃饺子。”
他接过纸巾,没擦眼睛,反倒笑了。那笑容舒展得很,像是憋了半辈子的笑,一下子全放出来了。
第十三章
年三十那天,李念回来了。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她提了大包小包,有南方的腊肠、糕点,还有给我买的一条丝巾,给李建国买的一双皮鞋。
年夜饭是我和李念一起做的。她在厨房里帮我打下手,一边切菜一边跟我唠南方的事,说那边冬天不冷,说店里生意挺好,说她处了个对象,是隔壁店的老板,人挺实在。我一边炒菜一边听,时不时搭两句。
李建国在堂屋里贴对联,贴完了跑进厨房来,看见我俩有说有笑的,嘴一咧,又出去了。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哼小曲,哼的是《东方红》,调子跑得没边儿。
年夜饭挺丰盛,鸡鸭鱼肉摆了一桌子。李建国开了瓶白酒,给李念倒了杯饮料,给我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杯,憋了半天,说了句:“过年好。”
李念噗嗤笑了:“爹,你也就会说这个。”
我也笑了,端起杯跟他碰了一下。外头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电视里春晚的开场歌舞热热闹闹的。李念拿着手机给我们拍照,李建国对着镜头比了个剪刀手,傻里傻气的。我靠在他肩膀上,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那一刻,我心里头涨涨的,像有什么东西满得快要溢出来。三十八年了,头一回觉得过年是件暖乎乎的事。
第十四章
开春之后,李建国把隔壁那间空屋租了下来,两间打通,铺子宽敞了一倍。他招了两个学徒,都是村里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老实肯干。他教手艺不藏私,从选料、画线、开榫到打磨、上漆,一步步带着做。两个学徒也挺上心,天天泡在铺子里,手上磨出了茧子也不叫苦。
我在网上注册了商标,又印了名片和包装盒。包装盒是李建国自己设计的,木盒上刻着“建国家具”四个字,简简单单的,可看着挺有质感。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有时候一天能出二十多单,我忙不过来,喊了村里一个媳妇来帮忙打包。
三月里,李念又回来了。这回她不是一个人,还带了个小伙子,就是她在南方处的对象,叫陈志远。小伙子三十出头,长得不算俊,可看着挺精神,说话也实在。他在南方开了个小饭馆,生意不错。
李建国见了陈志远,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一个劲儿给人倒茶。陈志远倒挺大方,坐下来跟李建国聊了半天,从木工聊到餐饮,聊得还挺投机。李念在旁边看着,偷偷冲我挤眼睛。
晚上睡觉前,李念跑来我屋里,坐在炕沿上,扭扭捏捏了半天,说:“婶子,志远说……他想跟我结婚。婚后我们想在县城开个分店,他管后厨,我管前面。可我想问问你和我爹的意思。”
我看着她,心里感慨。一年前她还冷着脸不喊我婶子,现在倒跑来跟我商量婚事了。我说:“你爹肯定高兴。志远这孩子我看着不错,实在。你们要是想好了,就办。”
李念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婶子,谢谢你。”
“谢啥?”
“谢谢你对我爹好。”她抬起头,眼圈有点红,“我以前不懂事,觉得谁都比不上我妈。可这一年我看明白了,你跟我妈不一样,可你对我爹的心,是真的。”
我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没说话。有些话,不用说透,心里明白就行。
第十五章
李念的婚礼定在五一。李建国高兴坏了,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把院子重新拾掇了一遍,院墙刷了白灰,门窗重新上了漆。他还亲手打了一套樟木箱子做嫁妆,箱盖上雕着龙凤呈祥,打磨得油光锃亮。
婚礼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李念穿了身红裙子,陈志远穿了套西装,俩人站在院门口迎客,笑得跟朵花似的。李建国穿了那件枣红色的棉袄——他说啥也不肯穿西装,说别扭——站在人群里,嘴就没合拢过。
敬酒的时候,李念端着酒杯走到我和李建国面前,喊了声“爹”,又喊了我一声“婶子”。她顿了一下,忽然改口:“妈。”
我愣了一下,李建国也愣了。李念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妈,这一年辛苦你了。以后我和志远在县城,你们常来。”
我接过酒杯,手有点抖。喝了酒,嗓子眼辣辣的,我说:“念念,好好过日子。你爹这儿有我呢。”
李念点点头,又看了看李建国,笑着说:“爹,你别光顾着乐,说句话啊。”
李建国张了张嘴,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常回来吃饭。”
满院子的人都笑了。李念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伸手抱了抱李建国,又抱了抱我。
那天晚上散席之后,院子里一片狼藉。我和李建国坐在柿子树底下,谁也没说话。天上的星星挺亮,一颗一颗的,像撒了把碎银子。李建国忽然说:“秀兰,念念喊你妈了。”
“嗯。”
“我听见了。”
“嗯。”
他伸手过来,把我的手攥住了。这回他没抖,手心热乎乎的,攥得紧紧的。
第十六章
夏天的时候,李建国把铺子二楼收拾出来,做了个小工作室。他说以后画图纸、雕精细东西,就在楼上,安静。我在楼下看店,两个学徒在一楼做粗活,李建国在楼上做细活。各忙各的,可一抬头就能看见。
有时候我上楼给他送茶,他正伏在工作台上刻花纹,刻刀在木头上一刀一刀地走,木屑卷起来,像一朵朵小花。他太专注了,连我进来都不知道。我就站在门口看一会儿,看他皱着眉、咬着下嘴唇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安稳。
到了年底,李建国算了一笔账:铺子这一年挣了四万多,加上我网店的收入,去掉开销和学徒的工钱,净落了三万出头。他把钱存了个定期,又拿了五千出来,说:“秀兰,咱把院子翻修一下吧。西边那间棚子拆了,盖间新房,以后念念他们回来也有地方住。”
我说:“行。再养几只鸡,下了蛋给念念送去。”
他嘿嘿笑了:“你就惦记着念念。”
“我不惦记她惦记谁?她喊我妈呢。”
他听了这话,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转年开春,新房动工了。李建国自己画图纸、自己打门窗,两个学徒打下手。村里人路过,都停下来看两眼,有人搭把手,有人递根烟。王婶子又来了,这回她不说酸话了,站在院子里东看西看,啧啧道:“秀兰啊,你真是旺夫。建国这一年,跟换了个人似的。”
我拿抹布擦着桌子,慢悠悠地说:“哪是我旺夫,是他自己有本事。”
王婶子讪讪地笑了笑,坐了会儿就走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李建国在房顶上钉椽子,太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回头看见我,喊了声:“秀兰,中午做啥饭?”
我扯着嗓子回:“炸酱面!”
他咧嘴一笑,又低头干活去了。
第十七章
又过了两年。李念生了个闺女,小名叫妞妞,胖乎乎的,一逗就笑。李建国当了姥爷,高兴得跟啥似的,专门做了个小木马,打磨得光溜溜的,一点毛刺都没有。妞妞每次回来,他就抱着她在院子里转悠,嘴里念叨:“妞妞,看,这是柿子树,秋天结大红柿子,甜着呢。”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爷孙俩,心里头暖融融的。
李建国的铺子已经挺有名气了,县城里好几家茶楼、民宿都用他的家具。他把“建国家具”的牌子挂到了县城,租了个小门面,让大徒弟去管着。他自己还是在镇上的铺子里做活,说那儿清静。两个徒弟都出了师,一个留在镇上,一个去了县城。李建国说,等再过两年,就把铺子交给徒弟,他自己退下来,专门做点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
我说:“你舍得?”
他笑了笑:“有啥舍不得的。手艺传下去了,比啥都强。”
秋天的时候,我俩去县城看李念。妞妞已经会走路了,摇摇晃晃地扑过来喊“姥姥”。我蹲下身把她抱起来,她拿小手摸我的脸,软乎乎的。李念在旁边说:“妈,你跟我爹搬来县城住吧,我们隔壁有套房子要卖,挺合适的。”
我看了看李建国。他想了想,摇摇头:“再等等吧。村里住惯了,镇上还有铺子呢。等真干不动了再说。”
李念没再劝,转头去张罗饭菜。陈志远在厨房里忙活,李建国进去帮忙,两个男人在灶台前一边炒菜一边聊天,聊的都是些木料、饭菜、天气之类的闲话,可听着热乎。
那天晚上回家,班车在村口停下。我俩沿着田埂小路往家走,月亮又圆又亮,照得地里的稻子明晃晃的。李建国走在前面,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我。月光底下,他脸上的褶子挺明显,可眼睛亮堂堂的。
“秀兰,”他说,“你还记得洞房那天晚上不?”
“记得。”
“我那天……真怕你走了。”
我走到他跟前,伸手把他松了的衣领整了整:“我走了,谁给你做饭?”
他嘿嘿笑了,伸手把我手攥住了。两个人就这么手牵手往家走,田里的蛙鸣跟两年前一样闹哄哄的,可听着不烦了,反倒觉得热闹。路边的柿子树结了满树的果子,红彤彤地挂在枝头,再过些日子就能摘了。
走到院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门轴吱呀一声响。院子里黑乎乎的,只有堂屋窗户透出点暖光。他伸手去够灯绳,“啪嗒”一声,灯亮了,照出满院子木头和工具的影子。
我站在门口,忽然想起两年前那个晚上——也是“啪嗒”一声,灯灭了,他拿手电筒照出一沓子欠条和诊断书。那时候我心里发慌,不知道这日子能不能过下去。
现在我知道了。
“进屋吧。”我推了他一把,“明儿个还得早起,县城那个茶楼要送货呢。”
他应了一声,跟着我进了屋。灯灭了,屋里头黑乎乎的,可我一点儿也不慌了。
尾声
又过了些日子,李建国把那间盖好的新房拾掇出来,添了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书桌是他亲手打的,桌角雕了喜鹊登梅。他说:“以后妞妞大了,回来住这屋。等念念他们想回来,也有地方。”
我在院子里养了十几只鸡,又开了一小块菜地,种点白菜萝卜。每天早上起来,喂鸡、浇菜、做早饭。李建国去铺子,我在家忙活一阵,然后去铺子帮忙。中午回来吃饭,他眯一觉,我收拾屋子。下午他去铺子,我在家看看网上的订单,或者雕点小东西。
日子平平淡淡的,可每一天都踏踏实实的。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雕木头,阳光透过柿子树叶子洒下来,斑斑点点的。鸡在脚边啄食,远处传来李建国在铺子里敲敲打打的声音。我手里的刻刀一刀一刀地走,木屑卷起来,带着股木头的清香。
我常常想起三十八岁那年,我妈催我嫁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闺女啊,人这一辈子,找个知冷知热的比啥都强。”那时候我不信,总觉得日子得靠自己去挣。现在信了——日子是得挣,可也得有人跟你一块儿挣。一个人太孤单,两个人正好。
前些天,李念带着妞妞回来住了一晚。妞妞在院子里追鸡玩,摔了个跟头,哭了。李建国赶紧跑过去把她抱起来,拍着她的背说:“妞妞不哭,姥爷给你做个小木马。”妞妞搂着他脖子,抽抽搭搭地说:“姥爷好。”李建国笑得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一块儿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李念忽然说:“妈,我跟我爹商量了一下,想把网店扩大一下,专门卖手工木艺。我那边有朋友做电商,可以帮忙。”
我说:“行啊,你跟你爹商量着办。”
李建国扒了口饭,含含糊糊地说:“念念脑子活,听她的。”
李念笑了笑,低头给妞妞喂饭。灯光照在她脸上,柔柔的。我看着她,又看了看李建国,心里头涨涨的,像是揣了个暖水袋。
那天晚上,妞妞睡了之后,我和李建国坐在院子里乘凉。秋天的风凉丝丝的,带着点稻谷的香味。他抽着烟,我削着苹果,谁也没说话。柿子树上的柿子红彤彤的,月亮挂在树梢上,又圆又亮。
“秀兰。”他忽然叫我。
“嗯?”
“没啥。”他掐灭烟头,笑了笑,“就叫叫你。”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他接过去咬了一口,嚼得脆生生的。我靠在他肩膀上,听着他嚼苹果的声音,心里头安安稳稳的。远处的田里,蛙鸣一声接一声的,和两年前一模一样。
可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了。他也是。我们都变了,变得不那么孤单了。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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