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武汉城内局势骤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曾经盘算着割据一方的胡兰成，躺在病床上听到消息，手里的政治筹码顷刻失效。这个靠文章、关系和权势周旋于各方之间的人，没等来所谓“三分天下”，却开始了漫长的逃亡。
胡兰成并非汪伪政权最显赫的官员，却是颇有影响力的文字操盘者。1940年前后，他进入汪精卫集团，先后参与法制、宣传等事务，替伪政权粉饰立场，也替日本侵略者寻找说辞。陈公博、周佛海掌握的是行政和财权，胡兰成依靠的则是一支笔。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对汪精卫始终服帖。法制局成立后，权力一度膨胀，引起周佛海等人的不满。汪精卫撤销法制局，胡兰成又拒绝担任机要秘书，双方关系由此恶化。此后，他借日本驻华人员的赏识，逐渐另寻出路。
一次中日人士座谈会上，胡兰成公开判断日本最终难以取胜，并提出日本若想改变局面，应考虑从中国撤兵。他的言论被译成日文，送往日本国内，甚至引起部分军政人物注意。汪精卫得知后十分恼怒，曾下令将他拘押。
胡兰成的亲属随即找到池田笃纪求助：“他是因为替日本人说话才陷入危险，你们不能不管。”日本方面出面交涉，汪伪当局最终将他释放。此事之后，胡兰成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可以借日本人的力量与汪精卫抗衡。
1943年李士群死亡后，汪伪内部权力斗争更为激烈。胡兰成没有成为真正的核心人物，却借机抬高身价。日本方面曾考虑让他在湖北建立一块独立于汪伪的势力范围，后来安排叶蓬带兵进入武汉，名义上主持地方事务，实际听从胡兰成意见。
他的算盘并不复杂。日本占上风时，便依附日本；日本若失败，再设法向重庆方面求生。倘若两边都不接受，就拉拢伪军固守武汉，等待局势变化。说到底，这不是政治理想，而是一个投机者为自己准备的多重退路。
在武汉期间，胡兰成接办报纸，发表看似强硬的社论，批评日本人的傲慢。他还出面保释一些被捕的记者、教师和学生，因而暂时赢得部分市民好感。不过，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他的身份。他仍在伪政权体系内活动，不能因为偶尔批评日本，就抹去曾经替侵略者服务的事实。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试图策动伪军继续控制武汉，并设想截断交通、阻止接收部队进入。偏偏此时他重病昏迷，相关计划失去主持者，伪军将领转向重庆方面。武汉的割据设想很快破灭，他只能化装逃走，先到南京、上海，再转往浙江一带藏匿。
潜逃过程中，他改名张嘉仪，借助旧日关系进入温州学校任教。那几年，他隐藏身份，靠讲授国文维持生活。1949年温州解放前后，他再次逃往上海，随后经香港转赴日本。一个曾经在武汉筹谋权力的人，最终只能依靠化名和人情网络保命。
抵达日本后，胡兰成得到池田笃纪等人的接济，并为报刊撰稿。他继续发表关于中国局势和日本前途的文章，努力把自己包装成“预见战争结局的思想者”。这种文字技巧，曾帮助他在汪伪时期周旋，也让他在战后日本获得容身之处。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婚姻，使他的名字长期出现在文学史话题中。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婚姻和伴侣关系同样复杂。相关资料对其婚姻次数、顺序及法律关系记载并不完全一致，通常将唐玉凤、全慧文、英娣、张爱玲以及范秀美、佘爱珍等人列入其八段婚史之中。数字可以核对，背后的反复离合却很难用浪漫解释。
1950年代以后，他在日本继续生活，并通过何应钦等旧关系获得蒋介石方面的注意。朝鲜战争时期，他曾提交有关军事问题的意见，后来得到台湾方面一定程度的认可。1969年，《蒋介石秘录》准备在日本刊载时，他又参与牵线，这使他与台湾文化圈重新建立联系。
1973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聘胡兰成为客座教授，他在博士班授课，也出版《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等作品。可是，文学名声无法覆盖政治污点。台湾文化界对其任教反应强烈，白先勇等人提出批评，胡秋原等人也公开反对。压力持续增加后，他于1976年离开台湾，回到日本。
晚年的胡兰成与吴四宝遗孀佘爱珍共同生活。1981年7月25日，他在东京病逝，终年75岁。曾经凭借文字进入权力中心，又凭借文字为自己制造退路，最终仍未能摆脱汪伪汉奸的历史定性。“唯一漏网”更像一种概括性的称呼，并非严格的历史分类；但他长期逃脱审判、客死异国，确是这段经历最冷峻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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