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才的军旅生涯，始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烽火之中。他曾在杨成武领导的晋察冀第一分区任职，后来担任团级干部，跟随部队参加过多次战斗。那时的上下级关系，不只是职务上的隶属，也是在枪林弹雨中共同熬出来的信任。
战场上的日子并不讲究休息。行军、作战、整训，往往一环接着一环。许多干部年轻时凭着意志顶住了伤病，到了和平时期，旧伤和积劳才逐渐显露出来。李德才后来出现严重的身体问题，和长期战争生活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随部队入朝作战，担任副师长。杨成武当时担任兵团领导，仍是他的老首长。前线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很大，李德才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回国治疗。对一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干部来说，离开前线并不容易。
回国休养后，组织没有简单地把他安排到普通岗位，而是综合考虑他的资历、能力与身体状况，将他调任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的任务不同于野战部队，既要负责战备训练，也要承担民兵建设、兵役工作和地方协调，责任并不轻，只是节奏相对缓和。
李德才在保定军分区工作了几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性格直，说话不绕弯，遇到不合意的事情常常当面指出。这样的脾气，有时显得生硬，却也使部属清楚他的态度。老部下回忆这类干部，常用一句话形容：人很硬，心不坏。
军分区司令员并非无事可做。地方武装建设、战备部署、干部管理，样样都需要经验。李德才虽然身体越来越差，仍然尽力处理日常事务。只是到了1958年，组织判断继续让他承担高强度工作已经不合适，于是找他谈话，提出离休安排。
当时的“离休”，不能完全按照今天的概念去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干部管理制度仍在逐步建立，离休并不只是达到统一年龄后退出岗位。有的干部因伤病离开工作，有的进入休养状态，身体恢复后还可能重新安排职务。南京军区政委唐亮后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便是那个年代干部使用方式的一个例子。
组织谈话时，也考虑过把李德才送往北京、天津等医疗条件较好的地方。这样的安排，既方便治疗，也便于照顾。可李德才没有接受，他提出留在保定。这个决定很符合他的性格，不愿因为个人原因给组织添太多麻烦，也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离开岗位后，生活突然安静下来。种菜，钓鱼，偶尔与老战友见面，成了他休养期间的日常。对一个几十年都在部队里奔忙的人而言，这种变化并不轻松。过去听的是集合号和作战命令，后来面对的只是院落、池塘和一天天变慢的生活。
1959年，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王道邦去世，对李德才打击很大。两人都从晋察冀部队成长起来，彼此熟悉，也有着战争年代留下的交情。王道邦职务虽高，但在革命资历方面，李德才并不逊色。过去见面时，他甚至有过“老资格看老资格”的率直态度。
老战友相继离去，让李德才更加清楚地感到，那个从烽火中走出的群体正在不断减少。遗憾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好转。1960年，心脏病突然发作，病情来得很急，没能留下太多准备时间。
消息传到北京军区后，杨成武十分重视。此时的杨成武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仍记得这位昔日部下。晋察冀第一分区时，李德才曾在他麾下任团职干部；抗美援朝时期，两人又在同一兵团体系内并肩工作。几十年的军旅关系，并没有因职务变化而中断。
杨成武与北京军区副政委赶到保定，为李德才送行。军装、遗体、老战友，这些现场细节没有多少铺陈，却足以说明他的身份和分量。一个曾经在前线带兵、在根据地作战、又在军分区承担建设任务的老干部，就这样因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年仅五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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