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员办公室，李德生刚接手工作，面对秘书递来的文件，没有急着召开会议，也没有摆出新任主官的架势，而是说了一句：“我先去副司令那里报个到。”这句话听起来平常，放在当时的军队环境里，却很有分量。
秘书有些迟疑，提醒他已经是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只是笑了笑：“都是老同志，应该去拜访。”他要见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吴先恩。
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李德生清楚，北京军区地位特殊，担负着首都及华北地区的防务任务，军区内部又有许多久经战争考验的老将。新任主官要尽快熟悉情况，不能只看文件，更不能只凭职位发号施令。
吴先恩是开国中将，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后来进入红四方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长期负责后勤和供给工作，经历过反“围剿”作战，也经受过极其艰苦的行军转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仍然与军队后勤保障密切相关。
军队打仗，前线固然重要，粮秣、弹药、运输、医疗同样决定着部队能不能持续作战。吴先恩在这些岗位上干了多年，熟悉部队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抗美援朝回国后，他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1961年出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军区威望很高。
李德生本人也不是只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他早年参加红军，长期在部队基层和战斗岗位工作，曾随西路军艰苦转战。那段经历异常惨烈，许多战友倒在途中，幸存者连基本食物都难以找到。李德生后来回忆过，自己能够走回陕北，靠过讨饭，也靠过沿途群众接济。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经历虽然不同，却都明白“部队是怎样活下来、打下去”的道理。李德生重视吴先恩，并不是单纯尊重年长者，更是看重他对军队实际运行的深厚经验。
李德生的上调，也有着特殊背景。1970年12月，他正在安徽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尽快回北京。抵达后，周恩来总理向他说明，中央准备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随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明确告知了这一任命。
李德生当时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工作头绪很多。周恩来向他交代，今后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北京，并参加中央层面的有关工作。对一名长期在部队和地方一线工作的干部来说，这既是信任，也是沉甸甸的责任。
他此前与毛泽东并不熟悉。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期间，李德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他坐在会场一侧，周恩来示意他起立。李德生站起来敬礼，毛泽东由此对这位来自安徽的军队干部有了直接印象。
这次见面并非偶然改变命运。此前几年，李德生在安徽处理复杂局面，参与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特别是在社会秩序混乱、各方面矛盾交织的时期，他奉命率部到安徽开展工作，努力制止冲突，推动不同方面实现联合。这样的经历，使他不只是懂军事，也积累了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经验。
因此，1971年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他没有把“新官上任”理解成马上树立权威，而是选择先听取老同志意见。去吴先恩那里报到，实际上是一次摸底，也是一次表态：军区的工作要靠集体完成，不能靠个人身份压人。
见过吴先恩后，李德生又打电话联系另一位副司令员腾海清，询问军区有关情况。腾海清同样是开国中将，1961年起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德生通过这样的方式，迅速了解军区的干部状况、部队训练以及日常工作重点。
这些细节，反映出他处理新岗位的一种方法：先熟悉人，再熟悉事；先听实际情况，再作部署。军区司令员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汇报就能当好的，训练水平、装备状态、指挥关系，往往藏在一线干部的几句话里。
随后，李德生把工作重心放到部队战备、军事训练和现代化建设上。他重视演习中的实际效果，要求指挥员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检验方案，不能把演习变成只为完成任务的表演。同时，他也关注装备更新和军事技术人才培养，推动部队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应有的应变能力。
这一系列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却使北京军区逐步形成了较为扎实的训练和建设秩序。李德生上任第一天先去拜访副司令的故事，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正在这里：那不是降低司令员身份，而是把职位权威转化为团结干部、掌握实情和推动工作的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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