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九年，准噶尔骑兵在和通泊击溃清军北路主力。傅尔丹率部突围时，身边兵马已经所剩不多，随军出征的多名高级将领阵亡。战报送到京城，雍正帝面对的并不只是一场败仗，而是一道很难解开的题：清朝国力正在上升，为何在西北战场却始终无法取胜？
这场战争并非突然爆发。康熙晚年，清廷已经开始经营西北，雍正七年又正式对准噶尔部用兵。准噶尔汗国控制着天山南北大片地区，拥有数量可观的骑兵，也熟悉草原、戈壁和山地之间的作战方式。清军要打过去，距离远只是表面困难，真正棘手的是补给和地形。
雍正朝采取东西两路推进的办法。西路由岳钟琪统领，北路则交给傅尔丹。清军兵力并不少，调集的也有八旗精锐和各地绿营，但西北战争不是人多就能解决。大军一旦离开粮食产地，马匹、草料、火药和帐篷，都要从千里之外运到前线。
西路军很快遇到麻烦。科图舍牧场一战，清军的牲畜、粮草和辎重遭到准军袭击，部队的机动力和持续进攻能力同时受损。岳钟琪判断，若不重新积蓄粮草、整顿军队，贸然深入只会让大军陷入被动。这个判断谈不上胆怯，却与朝廷急于求胜的心情发生了冲突。
北路的失败更加严重。雍正九年，傅尔丹率军深入后，在和通泊遭到准噶尔军包围。清军被迫苦战突围，损失惨重，多名副将军、参赞大臣以及都统、副都统等高级将领战死，部分官兵被俘。清军传统的冲击优势，在准军灵活的骑射和诱敌战术面前没有发挥出来。
有人把责任全推给傅尔丹，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将领判断失误固然重要，军队训练、侦察、联络和后勤同样存在问题。准军往往避开清军锋芒，利用草原纵深反复袭扰；清军则带着沉重辎重前进，行军速度慢，转向困难。一旦前锋被引离主力，后面的粮道就可能暴露。
败仗之后，雍正急于寻找能够扭转局面的主帅。接替傅尔丹的马尔赛出身显赫，却缺少统兵经验，在战场上迟疑不决，后来因贻误军机被处死。再任北路主帅的锡保同样没有证明自己，相关战功被认为有夸大成分，最终失去爵职。
这两次用人失误，暴露出一个尴尬现实：朝廷能调集大军，却未必能找到足以驾驭这支大军的统帅。岳钟琪确有军事才干，但清廷对满洲将领和汉人将领的使用始终存在边界，他很难完全掌握整个西北战局。雍正曾经寄希望于八旗劲旅，可八旗兵经过长期承平，战斗状态早已不能简单等同于入关时期。
准噶尔军也并非每战皆胜。清军在额尔德尼昭等地曾击退准军，额驸策楞在防守喀尔喀蒙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双方都无法一举击垮对手，战事逐渐从进攻转为守边。准噶尔不易突破清军防线，清军也难以深入伊犁腹地，僵局就这样形成了。
军费更是压在雍正身上的一块巨石。史料所说的七千余万两，并不完全等于雍正七年至十二年这五年单独支出的数字，而是包括康熙五十六年开始备边、调兵和持续用兵的较大范围估算。这个口径必须分清，但它仍足以说明战争的昂贵。
从肃州向哈密运粮，已经要经过一千五百多里；再从哈密送到巴尔库尔军营，还要继续跋涉。每石粮食到了前线，运输费用往往远高于粮价本身。粮食之外，马料、武器、弹药、车辆和军帐都要不断补充。西北大军吃掉的，不只是仓库里的存粮，还有沿途州县的运输能力。
雍正八年，国库存银约六千二百余万两；到雍正十三年，账面存银已降至三千四百余万两。具体军费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差异，但财政压力显而易见。陕西、甘肃承担着最直接的转运任务，内地各省也要反复抽调兵丁、马匹和物资，战争越拖，负担越重。
军务甚至改变了清朝的决策方式。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直接背景就与西北战事有关。大量军报需要迅速处理，调兵、运粮、赏罚不能层层等待。朝廷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西北，雍正后期内政改革力度减弱，并不是皇帝突然无所作为，而是战争牵制了人力、财力和精力。
雍正十二年，清廷下令议和。双方经过交涉，暂时停止大规模进攻，真正稳定的和平则延续到乾隆初年。乾隆十年以后，清准关系再次恶化，清军最终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的战争中消灭准噶尔汗国。雍正留下的，不是一场彻底失败的远征，而是一场用巨大代价换来边防缓冲、也暴露出清军诸多问题的长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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