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内，陈毅、恽代英、施存统等人正在应对国共关系急剧恶化的局面。学校里有一位颇受瞩目的秘书，名叫陶希圣，平日演讲声情并茂，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甚至当众表示要用蒋介石的人头祭奠死难者。
话说得很重，态度也极其激烈。
不少人因此认为，陶希圣是可以争取的革命青年。施存统对他颇为欣赏，恽代英也认为此人或许能够接受教育。偏偏陈毅听完几次谈话后，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此人言过其实，最不可靠。”
当时的陈毅并非学校公开身份显赫的领导者。他对外只是准尉文书，常常抄写花名册，身份却是校内中共党委书记。陶希圣大概已经猜出陈毅的真实身份，专门找他谈时局，表现得十分苦闷。
他说：“现在工农遭到屠杀，还被指责运动过火，我实在想不通。”
陈毅没有顺着他的情绪表态，只是分析形势，指出革命不能靠几句激昂的演说推动，真正的考验在于局势逆转之后，是否仍然能够承担责任。
陶希圣当即表示佩服共产党，也愿意加入。这样的表态，在当时并不算罕见。武汉聚集了大量从各地撤来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许多人满腔热血，甚至愿意扛枪上战场。但陈毅看人，往往不只听口号，还要看一个人的经历、欲望和处事方式。
这并不是陈毅第一次对“漂亮人物”保持警惕。
早年留学法国时，他认识同乡李鹤林。李鹤林能说外语，善于交际，外表也很体面，常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巴黎文人。可在陈毅看来，此人热衷出风头，遇事喜欢走捷径，对革命本身并没有稳定信念。
有一次，李鹤林靠出演侮辱中国人的影片赚取钱财，还劝陈毅一起参加。陈毅当场拒绝，并认为一个连民族尊严都可以拿来换钱的人，很难在严酷斗争中守住立场。
后来，李鹤林进入革命队伍，甚至从苏联学习归来，得到北方党组织重用。陈毅却向组织提出疑问：“这样的人，靠得住吗？”有人批评他思想狭隘，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
1927年汪精卫集团公开清共后，李鹤林很快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陈毅并不意外，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决定一个人的不是入党时说了什么，而是危险临头时选择站在哪里。
类似的辨别，也出现在四川。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陈毅身处险境。当地一名曾经表现进步的军官王学姜，突然设宴邀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商谈起义。陈毅调查过他的历史，知道此人曾为投靠军阀而杀害有恩于自己的上级，又总盘算革命成功后能否把武装交给自己，于是立即判断这不是起义，而是设下的圈套。
陈梦云还没有反应过来，陈毅便催促道：“赶紧走，王学姜是假革命！”
事实证明，赴宴者很快被扣押。陈毅等人乘小船逃离合川，辗转前往重庆。判断一个人的关键，不在他是否把“革命”挂在嘴边，而在他过去如何待人、面对利益怎样取舍。
回到武汉军校后，陈毅又遇到了叶镛。叶镛原本是国民党员，却主动接近共产党，入党后利用职务掩护革命工作。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转赴海陆丰，坚持斗争，最终被捕牺牲。
同样处在风云激荡之中，陶希圣的选择却完全不同。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他迅速暴露立场，后来投靠蒋介石，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追随汪精卫集团，成为替反动势力撰写文章的重要人物。曾经在台上痛斥蒋介石、声泪俱下的人，转身便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施存统的道路也发生了变化。他在革命早期颇有名望，理论文章写得漂亮，讲话也有影响力，却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此后，他曾在国民党控制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任职，后来又参加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
1949年南京解放后，陈毅与施存统重逢。施存统花费很长时间为当年的离开辩解，陈毅听完，只问了一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施存统表示，自己不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但愿意在社会各界做些劝导和联络。陈毅回答：“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做点事吧。”
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却正是陈毅识人的分寸：对已经离开队伍的人，不替其粉饰，也不把历史一笔抹掉；对仍有工作可能的人，给出位置，但不会再轻易相信口头表白。
陈毅判断陶希圣，并不是因为陶希圣说得不够激烈，恰恰是因为说得太满，却缺少足够的实际经历支撑。真正的革命者可以沉默，可以不善言辞，甚至一时职位很低，但在形势最危险的时候，往往比那些慷慨陈词的人更能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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