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鄂豫皖苏区，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被卷入肃反审查。多年以后，这段往事被写成“周纯全奉命杀害程训宣，还承认是为了搞徐向前的材料”。故事很有冲击力，但历史写作不能只凭一句传闻落笔，尤其涉及生死与政治审查，更要分清档案、回忆和后人演绎。
程训宣并非普通家属。她早年参加革命，曾与徐向前共同生活。徐向前长期在前线担任军事指挥，夫妻聚少离多。鄂豫皖根据地形势紧张之际，红军内部不断开展肃反，许多人因所谓“反革命嫌疑”受到审查，程训宣也在这一轮政治风暴中遭到拘押。
那场肃反的特点，是审查对象往往先被划定，再寻找所谓证据。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言谈举止，甚至与谁来往，都可能被写进“材料”。有意思的是，材料一旦形成，往往又被当作结论的依据，审查便容易从查证变成定罪。
关于程训宣的具体遭遇，公开史料中存在不同说法。部分回忆材料称，她被保卫机关审查后遇害；也有叙述把责任直接归到周纯全身上，甚至说他亲自签署了处决命令。但现有较为可靠的传记和文献，并不能充分证明周纯全曾以“搞徐向前的材料”为目的，专门策划或执行这一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悲剧可以被轻轻带过。恰恰相反，越是证据不完整，越不能用戏剧化细节替代历史事实。把复杂的肃反机制压缩成某一个人的私人报复，固然容易形成鲜明故事，却可能遮蔽当时组织审查失控、刑讯逼供泛滥以及权力缺乏约束的真实背景。
周纯全在鄂豫皖时期确实担任过重要职务，后来又长期在军队和地方工作。徐向前则一直是红军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两人后来在革命队伍中继续共事，这种关系本身就很复杂：战场上需要并肩作战，历史旧账却未必能够当场说清。
有些文章写道，1937年在延安，徐向前曾当面追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整她？”周纯全回答：“搞材料。”这段对话流传很广，可目前难以找到足够扎实的原始出处。若把它当作确定发生过的谈话，便容易把后来的概括误当成现场记录。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二字在当时所代表的权力逻辑。它不是普通文书，而可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身份，甚至决定生死。审查者需要材料证明判断，被审查者又往往只能在既定结论下申辩。如此循环，纸面上的几行字便可能压过一个人的经历和清白。
程训宣遇害后，徐向前承受的并不只是失去妻子的痛苦。战争年代，许多干部家属与亲友都因肃反、战乱和疾病离世，幸存者往往无法立即追查真相。徐向前后来对这段婚姻和程训宣的记忆，留下的公开文字并不多，这种沉默不能简单解释为遗忘，也可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处境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史、军史资料逐步整理，早年肃反中的冤案开始得到纠正。对程训宣的记载，也从模糊的牺牲叙述，逐渐回到她本人参加革命、与徐向前共同生活以及遭受错误审查的事实层面。至于周纯全是否亲自下令、是否曾说过那句“为了搞徐帅的材料”，仍应以档案和当事人可靠回忆为准，不能凭一篇流传文章定案。
历史最难处理的地方，往往不是大规模战役，而是一个名字、一份材料和一条未被完整保存的命令。程训宣的遭遇提醒后人，肃反年代的悲剧不能只寻找一个方便指认的个人，也不能用几句传奇对白替代证据。对逝者负责，先要让史实经得起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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