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23日，上海，68岁的董竹君在家中被带走。她刚为儿子董大明操办完婚事，原以为往后可以安稳度日，没想到只穿着单薄衣服，连洗漱用品也来不及收拾，便被押上了离家的车。
那次分别，董竹君和女儿夏国瑛都没有想到，母女再见竟要等上五年。对这位经历过旧时代风浪的女性来说，被带走本身已经足够突然，更难承受的是，她始终弄不清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审查者给她扣上了“反动派”“间谍”等帽子。可在此之前，董竹君曾经营锦江饭店，并利用饭店的特殊环境，为不少进步人士提供掩护和帮助。新中国成立后，她又把自己多年经营的产业交给国家。她没有想到，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经历，后来反而成了被追问、被怀疑的材料。
她被关押后，日子很快变得机械而残酷。吹号起床，清理便桶，排队吃饭，等待提审。饭是窝头和稀汤，夜里睡在冰冷的木板上。年近七旬的老人，御寒没有棉衣，只能在牢房里来回跑动。
有一次，董竹君连续接受审问，身体实在疲惫，便说：“今天很晚了，早点安息吧。”在四川方言里，“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可审问者却认定她是在诅咒别人，随即命人将她拖出去殴打。
打完之后，对方还逼她承认“没有挨打”。董竹君明白，继续争辩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只能用微弱的声音答应下来。那一刻，她面对的已经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无法预测的羞辱与恐惧。
后来，她被转押到功德林。1968年春初，她把狱中的生活写成几句诗：“吹号起床刷便桶，餐餐窝头酱汤供。冷冻无暖板一块，沿室颠跑御严冬。”这首《换狱》没有修饰，写的就是她每天面对的处境。
身体也迅速垮了下去。胃部和肺部接连出现问题，头发大把脱落，原本半白的头发很快全部变白。她曾趴在冰冷的床板边写材料，腹痛难忍，泪水不断往下掉，却不敢哭出声音。
就在最难熬的时候，牢门突然响了一声。董竹君想起鲁迅的一句话：“敌人要你死，你偏不死。”此后，她每天早晚反复默念。不是为了逞强，而是提醒自己，只要还活着，就还有申辩和等待公道的机会。
这句话成了她维持精神的支点。她还学会盘腿静坐，让头脑暂时停止纷乱的念头。她后来回忆，若自己死在狱中，别人强加的罪名或许永远无法洗清。活下去，成了最实际的抵抗。
1968年12月6日，董竹君被转到半步桥。那里阴冷潮湿，伙食更差，却不再天天提审，生活管理也稍微有了秩序。她仍旧失眠，便在夜里构思诗句，写下“牢笼毁尽有一朝”。诗里的语气，已经比最初平静了许多。
她把跑步坚持下来。牢房空间有限，就原地小跑，有时一天能跑很久。难友打趣她：“跑到天安门了吧？”她只是笑笑。除了锻炼，她还替肠胃不适的吴世良按摩，帮大家整理铺垫，主动去扫雪。衣服破了，难友便悄悄找布替她补上。
这种互相扶持，构成了牢房里少有的温度。1970年2月初，农历正月初五，董竹君迎来七十岁生日。同号的人把午饭里几块肉丁夹起来，举碗向她道贺。饭菜并不丰盛，可这份祝福让她久久说不出话。
那天她想起远方的孩子，担心女儿、儿子和儿媳也受到牵连，忍不住落泪。难友围过来劝她：“好不容易过个生日，别这样难过。”董竹君沉默许久，重新坐直身体，写下“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
1972年10月13日，她终于见到了儿子、女儿、儿媳和外孙女。五年未见，孩子们扑上来拥抱她，她却反复确认：“这不是做梦吧？”小外孙女让她掐一下自己的手，说疼就是真的。董竹君听后，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10月21日，她以监外就医的名义回到家中。1973年5月10日，相关部门宣布她获释。此后，她恢复部分待遇，并补发了被停发的工资。1979年3月29日，董竹君得到正式平反，持续多年的罪名终于被撤销。
她没有在牢房里等来奇迹，只是靠一天天重复的动作活了下来：跑步、静坐、写材料、照料难友，再默念那句“敌人要你死，你偏不死”。1997年，97岁的董竹君接受访谈。同年，她因感冒去世。那段被强行夺走的岁月，至此才真正停在她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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