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街头的枪声渐渐停息，陈毅率部进入这座大城市。有人在汇报旧上海帮会人物的情况时，提到了顾竹轩的名字。这个名字，既和青帮有联系，也和码头、戏院、商界以及难民救济分不开。名单上的身份并不简单，处理起来更不能只看表面。
据相关回忆材料，面对有人提出处置顾竹轩的意见，陈毅摆了摆手，说：“这个人，动不得。”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它并不是对青帮势力的纵容，而是对一个人在民族危难和上海解放前后所作选择的衡量。
顾竹轩出生于1886年，原籍江苏北部。少年时期，家乡灾荒频仍，他随母亲和兄长来到上海谋生。那时的上海，机会不少，规矩却掌握在洋人和少数大商人手中。码头搬运、车夫等苦活，他都干过，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一次偶然机会，他进入洋行车行做事，凭着勤快和稳重，逐渐得到老板信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老板准备离开上海，顾竹轩借钱并拿出积蓄，接下了车行。一个从车夫起步的穷小子，就这样有了自己的产业。
有了车行，还不等于在上海站稳。为了应付复杂的社会环境，顾竹轩拜入青帮刘登阶门下，成为“通”字辈弟子。这个身份给他带来了人脉，也把他卷入了旧上海的江湖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并没有把全部人生押在帮会关系上，而是努力经营实业和社会声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顾竹轩投资创办天蟾舞台，后来成为上海颇有影响的戏院。梅兰芳等名角曾在这里演出，戏院由此声名远播。天蟾舞台的意义，不只是为顾竹轩带来财富，也让他拥有了一个能够接触各界人士的公共场所。
戏院经营过程中，他曾因场地问题与外国势力发生纠纷，并通过法律途径据理力争。民国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拥有特殊权力，华人商人要与其交涉，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顾竹轩敢于抗争，使他在商界获得了“江北大亨”的称呼。不过，关于诉讼细节和赔偿数额，后来的民间叙述多有不同，不能一概当作确定史实。
顾竹轩真正改变外界看法的，是他对灾民和同乡的帮助。1929年苏北灾害发生后，他曾出资赈济乡民；1931年水患期间，也组织粮食、衣物等物资运回家乡。金额和人数在不同材料中存在差异，但他长期接济苏北移民这一点，留下了较多记载。
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后，上海难民骤增。顾竹轩把天蟾舞台部分场地用于安置难民，并提供饮食和住宿。有人劝他少管闲事，他回答：“人都逃到门口了，哪能关门不管？”这类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符合他当时的行动。与此同时，他还借助长江航运，把一批无处安身的同乡送回苏北。
抗战时期，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上海帮会人物。顾竹轩没有公开投靠，也没有接受日方安排。据回忆材料，他还利用码头和航运方面的关系，为抗日力量传递物资，并帮助有关人员转移。至于个别行动的具体过程，因地下工作具有隐蔽性，后来的叙述难免带有传奇色彩，能够确认的应以当事人回忆和档案为准。
顾竹轩与革命力量的联系，还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展开。他的侄辈顾叔平参加革命后，顾竹轩曾给予帮助。上海解放前夕，天蟾舞台也曾被用作人员联络和掩护的场所。对地下工作而言，这种场所的价值不在于显眼，恰恰在于人员来往正常，不容易引起注意。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旧社会帮会势力进行整顿，对有罪行者依法处理。但处理并非简单按“入过帮”三个字一刀切，还要看个人是否参加过反革命活动、是否侵害群众利益，以及在抗战和解放过程中采取过什么立场。顾竹轩能够被区别对待，关键就在这里。
陈毅当时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出生于1901年，1949年为48岁。顾竹轩比他年长15岁。一个是新政权的领导者，一个是旧上海社会中有复杂背景的商人，两人的关系并非江湖意义上的互相庇护，而是对历史功过作出判断后的政治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顾竹轩参加过上海方面的社会活动和人民政协性质的会议，继续经营并参与公益事务。1956年，他在上海去世，终年70岁。这个结局说明，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改造，既有对旧势力的清理，也有对特殊人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处理。对顾竹轩而言，青帮身份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却不是评价其一生的全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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