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2日晚，鸭绿江北岸，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刚从一号车旁转身，参谋处长何凌登便快步赶来，抢先坐进了驾驶室后的座位。这不是争抢位置，而是一场事关生死的争执。
吴信泉当即皱眉：“你下来，我坐哪辆车都一样危险。”
何凌登没有退让。他解释说，自己刚从朝鲜北部回来，对沿途山路和敌机活动有所了解，坐在前面，或许能给车队提醒。吴信泉听完仍不赞成，脱口而出：“真是乱弹琴！”
这句责备背后，是军长对部下的保护。部队入朝不久，敌军掌握制空权，白天难以行动，夜间也并不安全。车辆一旦暴露灯光，飞机便可能循迹袭击。所谓一号车，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指挥车，而是最容易被敌人盯上的目标。
何凌登却坚持换车。同行的政委徐斌洲也认为，他熟悉朝鲜道路，能够在关键时候辨认方向。吴信泉不愿因争执耽误行军，只得坐到后面的二号车，把一号车让给了何凌登。
这个决定，和何凌登此前承担的任务有关。
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中央为掌握北部地形、交通和敌情，抽调干部组成先遣小组，秘密进入朝鲜。何凌登便是其中一员。他们以公开身份作掩护，沿着战场附近行动，既观察敌军部署，也寻找部队可能使用的道路。
那段时间，危险几乎随时出现。炮弹落在附近，飞机从山谷上空掠过，朝鲜军民伤亡不断。何凌登一行没有现成地图可依，只能靠实地辨认山岭、河流和村落，把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山间小路逐一记录下来。
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实则直接关系到部队能否隐蔽接近战场。后来志愿军在清川江以北展开作战时，部分部队能够借助山路行动，出其不意地逼近敌军，与先遣人员早期勘察有着密切联系。
何凌登回国后，很快赶回39军军部。他向吴信泉和徐斌洲汇报时，反复强调两件事：敌军空中力量强，部队必须重视防空；敌机夜间也会巡察，行军和宿营必须严格控制灯火。
话说得很直白。不能点灯，就尽量不点；必须行进，也要利用月光和地形遮蔽。对于一支即将跨过国境、在陌生山地作战的部队而言，这些提醒不是纸面上的建议，而是用生命换来的经验。
车队过江后继续向前。夜色很沉，山路狭窄，司机面对突起的山坡，准备短暂打开车灯。何凌登刚察觉不妥，敌机便已循着微弱光亮扑来。爆炸声接连响起，车身剧烈震动，一号车很快陷入浓烟与黑暗。
吴信泉在二号车上听到动静，立即下车查看。借着微弱月光，他看见何凌登仍坐在原来的位置，双眼紧闭。司机声音发颤：“军长，何处长牺牲了。”
车队停了下来。吴信泉没有立即说话，只是转过身去擦了擦眼睛。军情紧迫，部队不能长时间停留，他和徐斌洲商量后，安排人员将遗体送回后方，主力继续向前。
何凌登牺牲时35岁。这个从贫苦家庭走出的年轻干部，早年做过水手，抗战爆发后参加救亡活动，后来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凭着刻苦和机敏，他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熟悉参谋业务的军事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系统中从事作战工作；解放战争中，又参加四平、辽沈、平津等战事。1950年，吴信泉将他调任39军参谋处长，二人在长期共事中形成了信任。
有意思的是，何凌登抢坐一号车，并不是临时起意的逞强。他知道敌机的危险，也知道自己熟悉道路，认为前排更便于观察。遗憾的是，这个带有保护车队意味的选择，最终把他推到了炮火最先抵达的位置。
关于他的牺牲，相关资料将其记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牺牲的首批高级参谋之一。1953年10月1日，何凌登被安葬于哈尔滨烈士陵园。那辆夜行的车队继续驶向朝鲜腹地，而一号车留下的空位，成为39军将士难以忘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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