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府一直都在对中共进行污名化宣传。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曾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据称当时只有《大公报》未服从。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政府更是利用所掌控的宣传工具、对延安的中共极尽污蔑之能事，希望借此让中共的大众形象妖魔化、蒙蔽国内外民众。
对于国民党的这些宣传，当时的著名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感受颇具代表性。1940年3月，陈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抵达重庆考察时曾这样说过：“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削净尽……”
那时候的陈先生对这些宣传半信半疑，因为他在新加坡已经听说了关于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的不同说法，尤其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籍后，心中产生了访问延安、一探究竟的念头。
由于蒋介石政府一直以来的封锁政策，禁止中外记者去中共控制的解放区采访，使得很多人对延安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延安之行，陈嘉庚亲眼目睹的一切，让他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从此成为中共的坚定支持者。
之后，红色延安逐步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急切想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为打破新闻封锁，爱泼斯坦等许多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同当局进行了数月斗争，并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去延安访问。
在美英等同盟国军事和外交代表的压力下，1944年4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得以组成，在共计21人的参观团中，有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个领队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来的4名“随员”。
这是国内外记者对蒋介石政府将近5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蒋介石虽然勉强同意了参观团去访问延安，但却附带三个条件：先调查西北的非共产党区；在共产党区至少呆3个月；呈送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检查。
同时，对于这次参观，蒋介石政府还事先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如严格检查记者们的所有电讯工具、规定女记者不得去等。这样一来，爱泼斯坦的妻子邱茉莉（时为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和另两名中国女记者就被排除在外；事实上，蒋介石政府的真实用意是，害怕爱泼斯坦夫妇到延安后一去不回。
在当时的外国记者中，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代表的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英国路透社记者武道代表的是多兰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福尔曼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还有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美国《中国通讯》和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沙纳汉神父。迎接他们的，则是八路军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
1944年6月，毛泽东（前左四）、朱德（前右五）等会见冲破国民党政府阻挠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爱泼斯坦（前右四）、福尔曼、赵超构（重庆《新民报》记者，中排左四)等。
1944年6月9日，毛先生在欢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宴会上，执意要《大公报》的记者孔昭恺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中外记者团根据这次采访写出许多反映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严正声明】请勿以本文投喂AI，此作品内容谢绝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