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同是南博监守自盗，一个偷18万挨枪子，一个批走上亿名画判3年。
1994年一声枪响，23岁的保管员陈超倒在刑场；30年后，81岁的前院长徐湖平走出法庭，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
库房钥匙和院长签字
1994年9月1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简讯：南京博物院保管员陈超，当日被执行枪决。这个23岁的年轻人，从1992年到1993年9月，利用保管员的身份，先后从库房窃取文物、工艺品共19件，总价值18万元，销赃后得款3万多元。他把玉鸳鸯壶塞进衣服里，把青花小盘揣进夹克内袋，中午趁保安不注意就走出了大门。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案发到枪响，不到一年。
而徐湖平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1997年5月，他作为常务副院长，在未走完鉴定复核程序的情况下签批，将包括仇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5幅捐赠书画“调拨”到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4月，这幅《江南春》被一位“顾客”以6800元买走，销售清单上写的是《仿仇英山水卷》。二十多年后，这幅画出现在北京拍卖预展上，估价8800万元。从6800到8800万，翻了一万三千倍。而他签几个字，一条从博物院到文物总店再到市场的通道就打通了。
老百姓心里那杆秤，称得出轻重
全民共识就一句话：偷东西的挨了枪子，批条子的坐了三年。
陈超偷的是库房里的小件，蚂蚁搬家，一件一件往外递，总共18万。徐湖平批出去的是捐赠人无偿交给国家的名画，一幅就估价近亿。一个用钥匙，一个用签字笔；一个在库房里偷偷摸摸，一个在办公室里“依规调拨”。结果呢？偷的人没了命，批的人还有机会走出法庭。
争议点也摆在这里：文物流失了，国宝没了，这笔账到底该算在谁头上？ 徐湖平最终定的罪是受贿罪，判的是他“为他人牟利收好处”，而不是造成文物流失本身。也就是说，那幅《江南春》消失在市场上，在法律判决里，似乎不算在他头上。可画确实是从他签字的那一刻起，一步一步离开了南博的库房。这笔账，谁来认？
制度要是锁不紧，下一个陈超和徐湖平还会冒出来
说句实在话，30年前陈超被枪毙的时候，人人都说判得该，杀一儆百，给所有看库房的人敲警钟。可30年后，坐在副院长办公室里的人，用一支笔干了更大的事，最后的代价却轻得多。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库房的钥匙管得再严，管不住审批台上的那支笔；底层的保管员盯得再紧，盯不住副院长兼任文物总店法人这种“管藏品的也管卖货的”一条龙安排。一个23岁的年轻人偷了18万就没了命，一个81岁的院长批走了估价近亿的国宝只判了三年，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里那杆秤自然会晃。
你觉得，同样是拿公家的文物出去换钱，判罚的差距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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