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被安排守水文站，跟丧偶女同志搭班夜里俩人
1986年秋天，我二十四岁，被安排到河湾边的水文站值守。
那座水文站建在堤坝旁边，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六七里路。站里一共三个人，老站长负责白天观测，我和一个女同志轮流守夜。
她叫周桂兰，三十岁，丧偶，有一个七岁的女儿，跟着婆婆住。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挽到手肘，手里抱着一摞记录本。她个子不高，脸色有些苍白，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
老站长指着我说：“这是新来的小陈，跟你搭班。”
周桂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测水位、记雨量。遇到涨水，先敲钟，再去通知堤上。”
“知道了。”我说。
她把一本记录本递给我。
“先看清楚刻度，不能马虎。水位差一寸，后面的判断就可能不一样。”
她说话不重，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接过本子，心里有点不服。
我在学校里读过几年书，算数和记数不差，怎么到了她嘴里，好像我连刻度都认不清。
当天晚上，老站长回了家，只剩下我和周桂兰两个人守水文站。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夜里的水文站和白天完全是两回事。
白天看着不过是一间砖瓦房，外面有一根测水杆，一条通到河里的木梯，还有一座铁皮小钟。到了晚上，风从河面上吹过来，窗纸一直哗哗响。
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烧得不旺，光只能照亮桌子周围一小圈。
周桂兰坐在桌边，低头抄记录。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
河面黑得像一整块铁，偶尔有水流撞在岸边，发出沉闷的声音。
“你不用一直站在那里。”她说。
“我看看水。”
“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
“总比坐着强。”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年轻人就是不服管。”
我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她合上记录本，拿起手电。
“走，下去测一次。”
我跟着她出了门。
风一下子扑到脸上，带着湿冷的水汽。木梯被踩得吱呀作响，河岸下面全是黑泥。周桂兰走在前面，脚步很稳，到测水尺边蹲下，用手电照着刻度。
“你念。”
我顺着光看过去。
“二点八六。”
“再看一遍。”
“二点八六。”
她用粉笔在木板上记下数字，站起身时，脚下突然一滑。
我赶紧伸手扶住她的胳膊。
她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随后站稳，把胳膊从我手里抽了回去。
“谢谢。”
她说得很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
可我能感觉到，她的手臂很凉，袖口下面的骨头硌得人手心发麻。
回到屋里，她重新抄了一遍记录。
我坐在她对面，第一次认真看她的脸。
她不像普通的三十岁女人。她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眉毛中间总是轻轻皱着，好像不管做什么事，都得先在心里掂量一遍。
夜里十二点多，外面突然下起了雨。
雨点砸在瓦片上，密得像有人不停地往屋顶上撒豆子。
周桂兰把煤油灯挑亮了些，拿出雨量筒，披上蓑衣。
“还出去？”我问。
“下雨就得测。”
“等小一点再去。”
“规矩就是这个时候测。”
她说完就往外走。
我拿起另一件蓑衣跟了出去。
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流，眼前全是白蒙蒙的一片。我们一前一后走到雨量筒边，她蹲下去查看，我撑着伞替她挡雨。
她抬头看我。
“你跟出来干什么？”
“我也值夜。”
“我一个人能做。”
“我知道。”
她没再说话。
测完雨量，我们往回走。走到半路，河道里忽然传来一声巨响，像什么东西被水冲断了。
周桂兰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河面。
“什么声音？”我问。
她没有回答，拿着手电沿河岸照过去。
水面上漂过来一截断木，撞在石墩上，又被水流卷走。
她的脸色变了。
“上游涨水了。”
“这点雨不至于吧？”
“不是这场雨。”
她快步往水文站走。
“可能是上游放水，也可能是山里的雨比这里大。”
回到屋里，她立即翻开记录本，又拿起电话摇了半天。
电话那边没有人接。
她放下听筒，拿起铁锤。
“你去敲钟。”
“现在？”
“现在。”
我跑到屋外，抡起铁锤砸在铁钟上。
咚！
声音穿过雨幕，沉沉地传出去。
我一连敲了十几下，手臂震得发麻。周桂兰则拿着手电，站在水尺边一遍遍测量水位。
不到半个小时，水位涨了四寸。
她回来时，裤腿全湿了。
“再敲一次。”
“村里的人听见了吗？”
“听没听见都要敲。”
我又跑了出去。
那一夜，我们两个人在雨里来回了六趟。水位涨到三点四二时，周桂兰终于松了一口气。
“暂时稳住了。”
我靠着墙喘气。
“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
她把湿头发往耳后拢了拢。
“遇到过。”
“怕不怕？”
她看着河面，沉默了很久。
“怕。”
我没想到她会承认。
“那你还敢一个人下去？”
“不是敢不敢。站在这里，就得下去。”
她说完，低头拧蓑衣上的水。
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她男人就是在一次夜里涨水时没的。
那年她二十三岁，女儿还没出生。
她男人在堤上巡查，发现一处缺口，回家拿工具时被冲下了河。等人找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她没有再嫁。
不是因为没人说过媒，而是她婆婆身体不好，女儿又小，她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别人，也不愿意让别人替她决定日子怎么过。
这些话不是她主动告诉我的。
是一个冬夜，雨停后，河面结了一层薄冰。我们坐在炉子边烤鞋，她看着炉膛里的火，忽然说起的。
“你丈夫是怎么没的？”我问完就后悔了。
她没有生气。
“你听谁说的？”
“老站长。”
“他说得多吗？”
“不多。”
她用火钳拨了拨煤。
“那就别听了。”
我点点头。
屋里安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他也是守堤的时候没的。”
我看着她。
“就在这条河？”
“不是这里，离这里不远。”
她说得很轻，像在讲别人的事。
“那时候我刚结婚一年。肚子里还有孩子。”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往炉子里添了一块煤。
她忽然笑了一下。
“你别摆出这个样子。人死了这么多年，早就过去了。”
“你想他吗？”
她手里的火钳停住了。
“想。”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说出这个字。
没有哭，也没有叹气，只是把火钳放回炉边。
“想归想，日子还是要过。”
我低着头，看着鞋尖上的泥。
那一晚以后，我开始注意她生活里的很多细节。
她每天早晨六点半离开水文站，先去供销社买半斤粮，再走六七里路回家。她的女儿叫小雪，写字用的铅笔只剩下两寸长，还舍不得换。
周桂兰从不在站里说自己的难处。
她的衣服破了，就拿针线补好。手上裂了口子，就抹点猪油。夜里困得眼睛发红，也只是把冷水往脸上一泼，继续抄记录。
我开始替她多跑几趟水尺。
她不许。
“这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工作。”
“你才来几天，别把自己当成老手。”
“我不跟你抢。”
“那你就别抢着替我做。”
她说这话时，声音冷了下来。
我愣在那里。
她低头整理记录本，过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别人帮你一次，你要记情。别人总替你做，你就会欠一辈子。”
我听懂了。
她不是不需要帮忙，是不愿意让别人因为帮过她，就有资格安排她。
那以后，我不再主动抢她的活，只在她明确开口时搭手。
我们之间反而舒服了许多。
有一次，连续下了三天雨，水位始终不退。白天老站长来换班，站在门口看了半天记录。
“桂兰，你家里没人照应，夜里还是少下河。让小陈去测。”
周桂兰正在擦桌子，听见这话，手停了一下。
“站长，我能做。”
“我不是说你不能做，是怕你出事。”
“出事跟有没有男人没关系。”
老站长愣住了。
她把抹布拧干，继续擦桌面。
“水位该我测，我就测。真出了问题，记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老站长叹了口气，没有再说。
我站在旁边，第一次觉得她不是硬撑。
她是真把自己当成一个干活的人，而不是谁家没了丈夫的寡妇。
那年腊月，河水终于退下去。
我以为日子会平静下来，可真正让我们之间发生变化的，是一个很普通的晚上。
那天没有下雨，月亮被云遮住一半。
周桂兰带来一只搪瓷缸，里面装着两个煮鸡蛋。
“给你的。”她说。
“为什么？”
“你今天替我抄了下午的记录。”
“那不是你让我抄的吗？”
“所以给你一个。”
她把其中一个鸡蛋递给我，自己剥另一个。
我接在手里，没有马上吃。
“你女儿呢？”
“她有。”
“你婆婆呢？”
“也有。”
“那这两个是专门给我的？”
她抬起眼看我。
“你话怎么这么多？”
我低头笑了。
她也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真正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整张脸像突然松了下来。
我们坐在门槛上吃鸡蛋。
河面没有声音，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
周桂兰忽然问：“你家里给你说亲了吗？”
“说过几个，都没成。”
“为什么没成？”
“人家嫌我在水文站，工资低，离家远。”
“那你还不回去？”
“我不想回去。”
“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这里有人等我换班。”
她手里的蛋壳掉在了地上。
她没有看我。
过了许久，她才说：“小陈，你别乱说。”
“我没乱说。”
“你才二十四岁。”
“我知道。”
“我比你大六岁。”
“我也知道。”
“我是个寡妇，还有孩子。”
“我知道。”
她把剥好的鸡蛋放在膝盖上，声音一下子低了。
“知道还说？”
“就是因为知道才说。”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惊讶，也有恼意。
“你以为这是两个人守几晚夜就能说清楚的事？”
我没有躲开她的目光。
“我没说几晚夜就能说清楚。我只是说，我愿意和你一起过日子。”
这句话说出口，屋里像突然空了。
煤油灯的火苗轻轻晃着，窗外河水慢慢流。
周桂兰的嘴唇动了一下，却没出声。
我继续说：“你不用现在答应。你可以拒绝。但我不是一时心软，也不是因为你可怜。”
她把手里的鸡蛋攥得很紧，蛋白被捏出一道裂痕。
“你知道别人会怎么说吗？”
“知道。”
“他们会说你年轻，脑子糊涂。会说我是带着孩子找下家。会说我勾引你。”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
“你不管，我女儿怎么办？你父母怎么办？等你后悔了，我和孩子怎么办？”
她越说越快，声音也越来越高。
我第一次看见她失去平静。
她一直把自己收拾得像一扇关严的门，谁也别想进去。可那天晚上，她亲手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里面全是她不敢碰的害怕。
我说：“我不敢保证以后一点苦都没有。但我能保证，没想清楚之前，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
她站起身，把没吃完的鸡蛋放回搪瓷缸。
“别说了。”
“桂兰姐……”
“我让你别说了。”
她拿起记录本，转身走进屋里。
我坐在门槛上，直到鸡蛋凉透了，也没有再开口。
那一夜，轮到我去测水位，她没有跟着去。
我一个人沿着木梯下到河边。
水位很低，河风刮在脸上，像有人用粗糙的手背擦过皮肤。
我测完水位回屋时，她已经躺在里间的小床上，背对着我。
我不知道她睡没睡。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等我，天刚亮就走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她跟我说话只谈工作。
“雨量筒洗干净。”
“记录本别压在炉子边。”
“晚上十二点测一次，别漏。”
她越是这样，我越明白，她不是没听进去，而是听得太清楚。
我没有再逼她。
我知道她这一辈子已经被现实逼过太多次。丈夫死后，婆婆逼她守着孩子，村里人逼她安分，日子逼她不能生病，工作逼她不能软弱。
如果我也逼她现在给答案，那我和那些人没有区别。
可事情并没有因此过去。
腊月二十八，老站长告诉我，县里的水文点要调整，明年春天可能把我调到上游的另一个站。
“年轻人，机会难得。”老站长说，“那里离城近，工资也一样，生活方便。”
我没有马上答应。
当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桂兰。
她正在整理雨量筒，听完后只是点了点头。
“那挺好。”
“你觉得好？”
“离城近，当然好。”
“那你呢？”
她低头拧布。
“我还是在这里。”
“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一个人又不是没守过。”
“我不是说这个。”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
“那你说什么？”
我看着她。
“我不想调走。”
她把布放进盆里。
“为什么？”
“因为我想跟你过日子。”
她的脸色慢慢变了。
“我那天已经说过了，别再提。”
“你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我现在拒绝。”
这一次，她说得很清楚。
我心口一沉，却没有争辩。
她抬起头，盯着我。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那就走。调令下来，你就去。”
“好。”
我转身去关窗。
她忽然又说：“你别因为我留在这里。你年轻，不能把一辈子压在一个带孩子的女人身上。”
我回头看她。
“我留不留，不是你替我决定。”
她的眉头皱起来。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拒绝我，但不能替我安排去哪儿。”
她愣了一下。
我继续说：“你说你不欠任何人。那我也一样。我想留下，是我的选择，不是你的责任。”
她的手指慢慢收紧。
“你留下，然后呢？每天跟我守夜，等着我哪天改变主意？”
“不是。”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因为夜里害怕，也不是因为你可怜，才说那句话。我愿意等你想清楚，但我不会用等你来绑住你。”
她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那天夜里，她第一次没有赶我走。
我们各自坐在桌子两边，中间隔着一盏煤油灯。
她翻记录本，我修手电筒。
谁也没有说话。
可那种沉默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春节过后，调令真的下来了。
我被调到上游水文站，三月一日去报到。
老站长问我：“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边条件比这里好。”
“我知道。”
周桂兰没有问我什么时候走，也没有说挽留的话。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她正在墙边给雨量筒刷油漆。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搪瓷缸，两套换洗衣服，一床薄被，还有一本写满水位记录的旧本子。
那本子是我刚来时用的，里面有她教我改过的数字。
我把它装进包里。
她看见了，却没有问。
临走前一天，天又下起了雨。
这次雨下得很大，河水不到一个小时就涨了半尺。
老站长有事没赶回来，水文站里还是只有我和周桂兰两个人。
我看着河面，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明天我就要走了。
也许离开这里以后，我们就会慢慢变成偶尔听人提起的旧同事。她继续守着水文站，我去另一个地方，按时测水位，写记录，过自己的日子。
可就在晚上十一点多，河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水声。
周桂兰抓起手电。
“走。”
我们一起下了木梯。
雨水打在脸上，她的脚步比我还快。
水尺上的数字已经升到三点七八。
“还在涨。”我说。
“去敲钟。”
“你呢？”
“我再测一次。”
“我陪你。”
“你去敲钟。”
“我敲完回来。”
她抬头看我，像是想反驳，最后只说了一句：“快点。”
我跑到铁钟边，用力敲了起来。
咚！咚！咚！
钟声在雨夜里一声声荡开。
敲到第十下时，我听见她在下面喊：“小陈！”
我赶紧跑过去。
她站在水尺旁，手电筒掉在泥里，一只脚踩进了水里。河水已经漫过木梯最下面两级，水流扯着她的裤腿。
我伸手去拉她。
“先上去！”
她没有动。
“水位还没记。”
“记什么记？上去！”
“差两寸。”
“命比记录重要！”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忽然说：“你不是明天要走吗？”
雨水从她脸上流下来，我分不清那是雨还是别的。
“明天走，今晚也得把你带上去。”
我抓住她的手腕，用力把她往上拽。
她没有再挣扎。
我们爬到岸上时，她的鞋已经灌满了水。
回到屋里，我把炉子烧旺，找出毛巾递给她。
她接过去，却没有擦头发，只是坐在那里发抖。
我蹲下去替她把湿鞋脱了。
她突然往后缩了一下。
“我自己来。”
“你手在抖。”
“我自己能来。”
她用力把脚收回去，自己解开鞋带。
我站起身，没有再碰她。
她低着头，解了很久，鞋带却一直打结。
最后，她把毛巾捂在脸上。
过了片刻，声音从毛巾后面传出来。
“你明天真的要走？”
“嗯。”
“上游那个站，比这里好吗？”
“条件好一点。”
“那你为什么还要留下？”
我没有回答。
她慢慢放下毛巾，眼睛红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拒绝你，就是我不在乎你？”
“不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
我看着她，说：“因为你已经拒绝了。我尊重你。”
她的呼吸停了一下。
“你不是说愿意等吗？”
“我愿意等，不代表我要守着你等。你不愿意，我就走。你不能因为我喜欢你，就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她咬住嘴唇。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
“你比我更倔。”
她眼里的泪终于掉了下来。
那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哭。
她没有嚎，也没有用手去擦，只是坐在炉火边，肩膀一下一下地抖。
我站在她面前，不知道该走近，还是该离远一点。
过了很久，她问：“你到了上游，还会给我写信吗？”
“你希望我写吗？”
她抬头看我，像被我这句话逼到了墙角。
“我问你会不会。”
“你不说希望，我就不写。”
她把毛巾攥成一团。
“你非要我说吗？”
“不是非要。只是我不想再猜。”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炉火里啪地一声，炸开一颗火星。
“会。”
“什么？”
“我希望你写。”
这是她第一次承认她需要我。
声音很轻，却比河上的钟声更清楚。
我坐到她对面。
她看着我的脸，说：“小陈，我不是不想跟你过。我是不敢。”
“我知道。”
“你不知道。”
她吸了口气。
“我男人没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年轻，以后还会遇到好的。可后来他们又说，我带着孩子，谁会真心要我。有人给我介绍过男人，见面第一句就是问我能不能再生一个。还有人说，既然是改嫁，就别指望别人把孩子当亲生。”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指节泛白。
“我听多了，就觉得女人只要走错一步，后半辈子就只能看别人脸色。”
“我不会让你看脸色。”
“现在不会，以后呢？”
“以后如果变了，你可以走。”
她抬头看我。
“你说得轻巧。”
“我说得不轻巧。”我说，“我没有房子，也没有存款，连调到哪里都要听安排。我能给你的，不是保证以后永远不变，而是现在不骗你。”
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没有劝她。
那一夜，我们没有再谈结婚，也没有谈什么时候搬家。
只是轮流去河边测水位，轮流敲钟。
凌晨三点，水位开始下降。
周桂兰站在岸边，看着水面慢慢平缓下来。
她忽然说：“你到了上游，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
“好。”
“信里要说你那边的水位。”
“好。”
“不能只写工作。”
“那写什么？”
“随便写。吃了什么，冷不冷，站里有没有人。”
“好。”
她转过脸看我。
“你别只会说好。”
“那我问你。你愿不愿意等我？”
她没有回答。
我也没有催。
过了很久，她说：“我不知道。”
“那就不知道。”
“你不生气？”
“你不知道，我生什么气。”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什么样？”
“以前总想问出个答案。”
“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望着河面。
“因为我发现，答案不能靠逼出来。”
她低头踢开脚边一块石头。
“那你明天走吧。”
“嗯。”
“走了以后别回来哭。”
“我不会。”
“也别因为我跟家里吵架。”
“我家里本来也不太管我。”
“那也别把我说得多好。”
“你本来就不是多好。”
她瞪了我一眼。
“你说什么？”
“你脾气硬，嘴也硬，还不听劝。”
她的眼睛却弯了起来。
“那你还喜欢？”
“喜欢。”
她的笑意慢慢收住。
这次她没有说别的，只是把手里的手电递给我。
“再去测一次。”
“现在？”
“现在。”
“水位已经退了。”
“记录不能靠猜。”
我接过手电，沿着木梯走下去。
她站在上面看着我。
河面被雨后的月光照出一小片银色，水流仍然很急，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吓人。
我测完水位，抬头喊：“三点六一！”
她在岸上应了一声：“记住了！”
“你记。”
“你明天要走，最后一次由你记。”
我回到屋里，打开记录本，在日期下面写下：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夜间大雨，水位最高三点七八，凌晨三点四十开始回落，四点十分三点六一。”
写完后，我把笔递给她。
“你看看。”
她接过本子，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写得没错。”
“那就好。”
“你把名字也写上。”
“我的名字？”
“值夜的人都要签名。”
我在下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她看了一会儿，拿过笔，在旁边写下了她的名字。
两个人的名字挨在一起，中间隔着一道细细的墨线。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包离开水文站。
周桂兰送我到堤坝口。
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舍不得，只把一个布包递给我。
“里面是什么？”
“两个鸡蛋，一块腌萝卜。”
“又是鸡蛋？”
“路上吃。”
我接过来。
走了几步，我回头看她。
她站在晨雾里，蓝布褂子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整个人显得很单薄。
我问：“桂兰姐，你还有话要说吗？”
她沉默片刻，问：“你什么时候写第一封信？”
“到了就写。”
“别等很久。”
“不会。”
“还有，”她顿了顿，“你要是以后不想等了，就直接告诉我。”
“好。”
“别突然不见。”
“好。”
她低下头，像是终于放心了一点。
我转身往上游走。
那之后，我每个月给她写一封信。
第一封写我到了新水文站，屋顶没有漏雨，站里多了一个姓赵的老职工。
第二封写上游的水比下游清，夜里风更大。
第三封写我用第一个月的补贴买了一双解放鞋，穿着不磨脚。
她也给我回信。
信写得不长，开始总是工作。
“这月雨少，水位平稳。”
“雨量筒坏了一个，已经报修。”
“老站长说你记数比以前稳了。”
后来，她会在信末尾添几句话。
“小雪今天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婆婆的腿疼，换了药。”
“我把你留下的旧记录本收起来了，没让孩子撕。”
半年后，我回了一趟水文站。
那天是白天，河水很平，水文站门口晒着几双鞋。
周桂兰正在屋里整理记录。
她看见我，只说了一句：“怎么突然回来了？”
“请了两天假。”
“上游没人守？”
“换班了。”
她点点头，继续低头写字。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过了一会儿，她把笔放下。
“你站门口干什么？”
“等你让我进去。”
“以前怎么没这么讲规矩？”
“以前年轻。”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点笑。
我走进屋，把带来的布包放到桌上。
“给你的。”
“什么？”
“两个鸡蛋，一块腌萝卜。”
她愣了一下。
我没想到她会愣住。
她的手停在半空，目光落在布包上，嘴唇轻轻张开，却没有马上说话。
我问：“怎么了？”
她像是终于回过神，低下头解布包的绳子。
“你还记得？”
“记得。”
里面不是鸡蛋，是一支钢笔和一小包糖。
“鸡蛋路上坏了。”我说。
她拿起那支钢笔，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给我的？”
“嗯。”
“为什么？”
“你写信总用铅笔，字容易掉。”
她的眼圈慢慢红了。
“我又不是没有笔。”
“这个好写。”
“你就知道乱花钱。”
“没花多少。”
她把钢笔紧紧握在手里，过了很久才问：“这次回来待几天？”
“两天。”
“后天走？”
“后天走。”
她低着头，轻声说：“那你今晚还守夜吗？”
“你想让我守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
屋外的风吹过河面，水文站旁边的铁钟轻轻晃了一下。
她抬起头，认真看着我。
“想。”
那天晚上，我们又成了水文站里守夜的两个人。
还是一张桌子，一盏煤油灯，一本记录水位的本子。
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和我分坐两边，而是把记录本放在我们中间。
夜里十二点，我们一起下到河边。
她拿手电，我看刻度。
“二点九四。”我说。
“再看一遍。”
“二点九四。”
她在本子上写下数字。
写完后，她把笔递给我。
“签名。”
我接过笔，在日期下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她看着那两个挨在一起的名字，低声说：“小陈。”
“嗯。”
“我还是害怕。”
“我知道。”
“我不能马上跟你走。”
“那就不走。”
“我女儿还小。”
“我知道。”
“我婆婆也离不开人。”
“我知道。”
她抬起眼睛。
“你什么都知道，还等？”
“等不是逼你。”
她的眼睛湿了。
“你要是等不到呢？”
“那我会告诉你。”
“你要是等到了呢？”
我说：“那你也告诉我。”
她站在河边，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伸出手，轻轻抓住了我的袖口。
不是拉我，也不是挽留，只是抓住了一点布料。
“那就先这样。”
“先这样是什么样？”
“每个月写信。你有空就回来。以后要是都没变，再说以后的事。”
我看着她抓住我袖口的手。
“好。”
她没有松开。
我们站在水文尺旁，听着河水缓缓流过。
1986年，我被安排守水文站，夜里跟一个丧偶的女同志搭班。
那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人，一盏煤油灯，一本记录水位的本子，还有一条谁也不敢轻易走错的木梯。
我原以为，人在夜里靠得近，就会自然走到一起。
后来才明白，真正让两个人走近的，不是夜色，也不是孤单，而是即使对方害怕、拒绝、迟疑，你仍然愿意把选择权还给她。
水位会涨，也会退。
人心也一样。
但只要记录没有写错，只要每一次抬头，都还能看见对方站在那里，很多事情就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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