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卫星地图,把视角拉到国内任何一座省会城市上空,扑面而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三十层、四十层甚至五十几层的"钢筋森林"连成一大片,这在全世界几乎是独一份的景象。

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远远比不上日本、韩国、荷兰,可高层住宅的建造密度却把这些国家远远甩在身后。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单是重庆一座城市就拥有超过2200栋超高层建筑,武汉紧随其后,与重庆的差距大约在两三成的身位。西安、长沙、深圳、成都、郑州这些城市里,五十层以上的住宅早已不是稀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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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恰恰在这里——真的是没地了才被迫向上要空间吗?

有位在开发商一线做了多年的地产老兵曾讲得很直白:重庆的确是山地城市,岩土结构又扎实,桩基稳,平地少只能往上走。深圳、香港受限于土地资源紧张,向上要空间也说得通。

武汉、郑州、长沙这些平原地带的城市呢?答案就没那么好听了。前些年武汉十条地铁同时开工,政府背着巨大的债务和资金压力,批出更高的容积率就意味着更多土地财政收入。

批的越高,一次性收的越多。这套打法在过去二十年里被反复复制,土地从来就不是完全放开的自由市场,背后是一只手在操控供地节奏,刻意制造稀缺。地价被控住,开发商去卷地王;容积率被推着往上走,利益最大化被玩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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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这么快地把矮房子替换成三十几层的高塔,是因为过去的城市底子太矮——大量的低层平房、棚户区、城中村、宅基地被推平后直接拔地而起。

老楼便宜、新楼卖得贵,六层拆掉盖十八层,账就算得过来。前提是新楼卖得掉。上行周期里,用较少的拆迁款换更高的容积率,对开发商而言几乎是一本万利。

可这套逻辑走到今天,已经开始反噬。

一位建筑师给出的观察是,2025年新版《住宅项目规范》已经从当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明确把住宅建筑高度限定在80米以内,也就是大约2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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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早在2020年前后就已经通过住建部和发改委的联合通知,严格限制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审批,250米以上要严格控制,100米以上要与城市人口和GDP等指标挂钩。

可为什么深圳、重庆、上海巨鹿路一带那些五六十层的超高层楼盘现在还在卖?原因很简单:法不溯及既往,新规生效之前拿地报规的项目享受豁免。到了2025年"五一"之后,杭州新出让的招拍挂土地基本都压在80米以下。

监管的转向背后,是一个更严峻的现实: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拥有高层住宅和摩天大楼最多的国家,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早就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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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头疼的是存量。按住宅存量约400亿平方米的规模粗算,全国至少有3亿人住在高层里。

这些房子集中建于2000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之后大规模爆发,2021年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冲到近18亿平方米的峰值。房子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

九十年代造的房子按人算已经五十岁了,慢性病开始集中冒头,六十岁前后就是集中爆发期,这个时间点肉眼可见就在未来十年内。电梯用十五年就开始疲软,水电管线二十年老化,结构疲劳更是不可逆。

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吃过这个亏。英国伦敦罗南角公寓1968年因一场燃气爆炸整栋楼像纸牌一样连环塌落,美国圣路易斯的普鲁伊特-艾格公寓因治安恶化、维护失灵,最终在1972年被政府引爆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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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用几十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把大量人口垂直堆叠进钢筋森林里,一旦资金和管理跟不上,就会滑向垂直贫民窟。

而拆,恰恰是最难的一步。高层几乎无法逐层拆解,美国拆一栋五十几层的高楼是像乐高积木一样一层层往下卸,成本比重新建一栋还贵。爆破倒是快,但对周边安全距离要求极高。

武汉曾有一个绿城代建、金融机构出资的项目,把两栋存量高楼整体炸掉重做产品设计,爆破当天副区长亲自到场压阵。这样的操作放到老静安、南京西路这种密度极高的市中心,根本没有安全空间。

上海去年前后拆的徐汇东安一村,政府光成本就砸下大几百亿,且必须是极核心地段才算得过账。这个案例往北一镜像,几乎不可能复制。六层拆了盖十八层有利可图,那三十层拆了难道去盖九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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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消防能力也跟不上。国内大多数城市配备的举高消防车登高作业极限在56米上下,也就是十七八层。这意味着一旦17层以上着火,救援手段极为有限。

那么普通人怎么办?

三位嘉宾在节目里达成了一个共识:置换。但置换不一定是向上,也可以是向下。小城市尤其是十八线县城的超高层几乎没有任何未来,人口在持续失血,物业费收不上来,财政兜底能力又比大城市差得多,最终只剩居住价值,而居住价值又随时间消解。

日本远郊那些零元购都没人接手的房子就是前车之鉴。县城的高层大多集中在2015年前后建成,2035年左右可能陆续开始出问题,趁着还有流动性把它出清,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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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则要分化看待。原本住老塔楼七八十平方米的家庭,如今新盘得房率大幅提升,重庆、成都新盘框内得房率普遍破百,福建闽侯甚至出现过130%的极端案例,上海能超过80%就算不错。以旧换小、以高换低、以远换近,都是可行路径。

四十年楼龄换二十年,三十楼换三楼五楼,极端情况下体验完全不同。房地产上行期大家只关心资本利得,如今该关心的是资本损失、租售比和折旧。老房子租售比抓住了,但折旧和产品代际差没抓住,一样会吃亏。

至于未来靠什么兜底,绕不开的还是房产税。财政本身也来自土地,缺口在下行周期里一旦产生,只能从存量征税。国外的房产税更多用于警察、医院、学校等区域公共服务,房产税高的地方治安、教育往往也好,但也会自然拉大板块之间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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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一定会来,只是时间点不会挑在当下这个虚弱的窗口,合适的时候会以更平衡的方式推出,用于填补那些完全丧失居住价值的房子的更新缺口。

住在哪、怎么住,不该完全交给开发商决定。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适合自己的城市生态:不求高、不求炫,而是求稳、求可持续。

限高、分区、公共配套标准提上来,把主导权从资本手里拿回来。过去那套"卖地还债、楼盘融资"的惯性走到了尾声,如果不转向,房地产拖累的就不只是经济,还有民生和安全。

对普通家庭而言,这一刻该问的已经不是"房价还涨不涨",而是脚下这栋楼、住着的这座城市,未来三十年是否还安得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