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教过我一个煮米饭的简单方法，可我始终做不好。
小时候，我常坐在厨房台面上看他。他把米粒捧在手里筛，动作又快又稳，挑出里面的土块和沙粒，那些微小的杂质。他的手在水里搅动，水就变浑了。搓洗米粒的时候，那声音大得像一整片田野的虫鸣。他一遍遍冲洗、倒水、再往锅里加水。
量水的方法
步骤很简单。洗完之后，把食指指尖搭在米面上，水应该没到第一指节的弯处。父亲不需要说明，也不需要量杯。他闭上眼睛，凭感觉找那条水位线。
有时我还会梦见父亲，光着脚平踩在地板上，站在厨房中央。他穿着旧衬衫和褪色的束腰运动裤。四周是光亮的台面、灶台和冰箱的硬线条、锃亮的水槽，他站在里面显得格格不入。这个记忆太强烈了，有时会让我怔住——我竟能看得那么清楚。
每天晚饭前，父亲都要完成这套仪式：冲洗、沥水，再把锅放进电饭煲。我大一些后，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我，但我从没做得像他那样用心。我只是走个过场，把水溅得到处都是，手指戳下去量水位。有些晚上，米饭煮成了糊糊。我担心自己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对不起。”我对着饭桌说，声音又轻又窘。父亲只是继续吃，把米饭往嘴里送，好像他从没期待过别的，好像他根本没看出我做得多糟和他做得多好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会把最后一口也吃完，筷子在盘子上走得飞快。然后他起身，吹着口哨收拾桌子，每个动作都干净利落，让我相信这世上一切都好。
水槽里的那条鱼
父亲站在厨房中央。他右手提着一个装满水的塑料袋，袋子里有一条活鱼。
鱼几乎不呼吸了，嘴巴一张一合。我伸手隔着塑料袋摸它，手指沿着鳃、柔软的肌肉划过，又按上它的眼球。鱼直直地看着我，迟缓地左右翻动。
父亲把厨房水槽放满水。他一个利落的动作把袋子翻过来，鱼随着水冲了出来。它蜷起身子跳了一下。我们凑近看，我踮着脚，下巴搁在台面上。那条鱼有我小臂那么长，从手腕到肘部。它悬在原地，蹭着水槽的边。
父亲开始准备晚饭，我守着那条鱼。鱼把身体折起来，想转身或游动，水在它上面轻轻晃动。我用手指在它周围划出一圈圈小涟漪，鱼却一动不动，在冷水里左右浮沉。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一整天里只有我们俩。母亲上班，哥哥在外面玩，父亲和我就坐在沙发上一路换台。他爱看烹饪节目。我们一起看《Wok with Yan》，父亲对甄能达的做法评头论足。甄能达把橙皮变成天鹅时，我看得入迷。父亲哼了一声。“我也能做，”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天才才能做的事。”他把一根葱放进水里，给我看它怎么像花一样绽开。“我会很多这样的把戏，”他说，“比甄能达多得多。”
不过甄能达演示北京烤鸭时，父亲还是认真做了笔记。甄能达的双关语逗得他开怀大笑。“Take a wok on the wild side！”甄能达用锅铲指着镜头说。
“哈哈！”父亲笑着，肩膀直抖，“Wok on the wild side！”
早上，父亲送我上学。下午三点我们回到家，我会把当天学到的东西一口气说给他听。“腕龙，”我告诉他，“只吃软软的蔬菜。”
父亲点点头。“这就像我。让我看看你的额头。”我们在路上停下，面对面站着。“你的额头很高，”他弯下腰仔细看了看说，“聪明人都这样。”
我得意地走着，迈开腿去跟他的步子。当我的脚跟上他的节奏——右、左、右——我们像一个人那样走着，我高兴极了。父亲就是那个会变戏法的人，他会用一个圆勺花一个小时挖西瓜，把瓜皮刻成一座城堡。
他出生的地方
父亲出生在马来西亚，他和母亲在我出生前几年移民到加拿大，先是在蒙特利尔落脚，最后定居温哥华。我出生在温哥华绵延的雨里，而父亲出生在季风国家的雨水里。我小时候，父母试着教我他们的语言，可我怎么也学不会。父亲用拇指轻轻抚过我的嘴，神情温和，像是在看究竟是什么让我和他们不一样。
哥哥出生在马来西亚，可跟着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后，那门语言就离开了他。或者是他忘了，或者是他不肯要，这也很常见，而这让父亲很生气。“一个孩子怎么会忘掉一门语言？”他会问母亲，“那是因为这孩子懒。因为这孩子选择不去记。”
哥哥十二岁的时候，下午总待在外面。他在后巷里把足球踢来踢去，直到晚饭时才回家。白天，母亲在市中心伍德沃兹百货店当售货员，那栋楼顶上有一个红色的旋转W。
我们家的天花板被油烟熏得发黄。连空气里都沉甸甸地带着油味。我记得我喜欢那种分量，那空气里满是无数顿饭食的气味，都煮在一间小小的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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