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京香山梁家墓园，梁启超的子女在梁启超、李蕙仙合葬墓旁，立下一块刻着“王桂荃”三个字的卧碑，又种下一棵白皮松，称它为“母亲树”。
这三个字来得太迟。
在梁启超的众多传记和公众记忆里，李蕙仙始终是那位与他相伴一生的夫人。她端庄贤淑，支持丈夫从事变法和学术，也为梁家生下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三个孩子。可是，梁家另外六个子女的生母，却是长期不被外界注意的王桂荃。
她没有显赫出身，也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幼年时，她原名王来喜，母亲早逝，父亲在她四岁时病故，继母又无力善待这个孩子。大约六岁时，她被人辗转卖出，后来进入礼部尚书刘瑞棻家中，生活才暂时稳定下来。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她被选作陪嫁丫鬟之后。
刘家与李蕙仙有亲，李蕙仙出嫁时，年幼的王来喜随她进入梁府。梁启超嫌“来喜”二字过于俗白，替她改名为“桂荃”。这个名字后来跟随她一生，却没有改变她在家庭中的身份。
王桂荃并不是梁府里最受瞩目的人，却是最能把事情办妥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家前往日本，她跟着家人生活。没有学校教育，她便靠听、记、学，逐渐掌握日常日语。买菜、管账、照料孩子、安排家务，这些琐碎事务，慢慢都落到了她肩上。
有意思的是，李蕙仙并没有把她当成普通下人。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关系相当亲近。李蕙仙身体不好，家中又有多个孩子，王桂荃既是帮手，也是她可以信任的人。
当时的梁家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李蕙仙已经生育三个孩子，其中只有梁思成一个男孩，且梁思成幼年体弱。按照旧式家族观念，子嗣问题常被看得极重。于是，经李蕙仙认可，王桂荃进入了梁启超的家庭，先后生下六个孩子。
这件事里，有一道绕不开的矛盾。
梁启超早年参与社会改良，曾反对纳妾旧俗，也不愿让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公开主张发生明显冲突。因此，王桂荃虽然实际承担了妻子的责任，却没有获得与李蕙仙相同的正式称谓。孩子们早年称她为“王姑娘”或“王姨”，而不是母亲。
对王桂荃来说，称呼只是表面，孩子的成长才是实事。她照料九个孩子，谁生病、谁考试、谁要出门求学，都少不了她操心。梁启超忙于著述、授课和社会活动，李蕙仙则长期受病痛折磨，家庭内部的许多重担，实际上由王桂荃承担。
1924年，李蕙仙因癌症去世。梁启超遭受打击，家中事务更加无人主持。王桂荃没有退路，只能接住这个已经失去女主人的大家庭。
五年后，1929年，梁启超病逝。那时他名声很大，留下的却不是可以供家人长期享用的巨额财富。九个孩子仍在求学，几个年长者还准备出国，王桂荃面对的，是一笔又一笔学费和生活开支。
她卖过家里的物品，也向亲友开口借钱。求人并不体面，可只要能让孩子继续读书，她顾不上这些。她常用朴素的话提醒孩子：“不怕笨，就怕懒。”在她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楣，而是让孩子将来能够凭自己的本事站住脚。
梁家的孩子后来分布在建筑、考古、图书馆学、历史学等领域。梁思成成为建筑学家，梁思永从事考古研究，梁思庄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其他子女也各有所成。这样的家庭教育，当然离不开梁启超的启发，但若没有王桂荃日复一日的照料和支撑，很多事情未必能够顺利完成。
随着孩子们长大，她在家中的位置也逐渐发生变化。那些曾经叫她“王姨”的孩子，后来开始称她为“娘”。这不是一纸文书带来的身份，而是几十年相处后，孩子们对她实际付出的承认。
遗憾的是，她的晚年并不安稳。特殊年代里，梁家子女各自承受压力，家庭成员被迫分散，王桂荃也曾被安排到简陋的草棚中居住。孩子们并非没有牵挂，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照料都难以实现。
1968年冬天，王桂荃在居所中去世，享年约82岁。她没有等到家人妥善安排后事，村民代为掩埋了老人。多年以后，梁家子女才找到她的埋葬地。
1995年，卧碑立在香山墓园。碑文写道，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并把那棵白皮松称作“母亲树”。树木有了名字，王桂荃也终于在梁家人的纪念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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