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辽宁一所医院里，91岁的高崇德病重。陪护人员和亲属守在病床边，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沉默多年的老人，临终前会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就是国民党要找的军火大盗。”
一句话，揭开了她数十年不愿提及的往事。
从1953年起，高崇德住进辽宁人民政府干休所。她很少和邻居来往，身边长期只有侄女陪伴。有人知道她曾是干部，却不知道她经历过枪林弹雨，更不知道国民党特务曾把她列为重点追捕对象。
有青年人通过父辈关系，试着向她了解过去。高崇德没有讲故事，只是摆了摆手：“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好讲的。”这不是故作神秘，而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习惯。说得越少，留下的风险越小。
高崇德1904年出生于辽宁黑山县小荒村，家境贫寒。1928年底，东北军团长吕正操到当地巡查，在村中与她相识。两人随后结为夫妻。婚姻改变了她的生活环境，却没有把她变成只守在家中的“吕太太”。
她跟着部队训练，练习射击，慢慢成了枪法出众的人。那个年代，军队中的女性并不多，能长期摸枪、练枪，更是少见。她的身份和枪法，后来恰好成为开展秘密工作的掩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军占领家乡带来的冲击，使高崇德逐渐接触到抗日救亡活动。经地下党员影响，她开始认识到，单靠旧式军队和地方势力，很难改变东北的局面。她的政治选择，也在这一时期发生变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吕正操率部脱离东北军旧体系，部队在河北一带发展。高崇德接到的任务很具体：设法为抗日武装筹集军火。
起初，她利用自己与东北军旧部的关系，接近军火仓库管理人员。她没有公开身份，也不直接谈政治，而是通过熟人、宴请和金钱打通关节，把枪械、弹药设法转运出去。表面看，她只是军官家属；实际上，她在敌我双方都严密注视的夹缝中行动。
这类工作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一次搬运多少武器，而在于每个环节都可能留下痕迹。仓库账目、押运路线、接头人员，任何一处出现漏洞，都会牵连一批人。高崇德必须掌握分寸，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让吕正操的部队暴露。
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万福麟曾试图控制吕正操，先后要求他前往开会、带队调动，吕正操以患病或军务繁忙推辞。后来，吕部被改编、分散的压力不断增加，最终在1937年10月于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脱离原有序列。
高崇德此时承担的任务，已经不只是“偷运军火”。她还要在国民党系统内部周旋，为吕部争取名义上的番号和补给。万福麟没有完全放弃控制这支部队，便授予吕正操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等职务。名义上的合法身份，为部队继续抗战争取了空间。
1938年，吕正操部队设立后方办事处，先后在渭南、宝鸡一带活动。随着军火缺失逐渐引起注意，原先隐蔽的办法不能再频繁使用。高崇德转而利用公开身份，向国民党方面申请和领取军需，再想办法把物资送到抗日部队手中。
有意思的是，越是公开的手续，越需要暗中的判断。她要辨认哪些人可以接触，哪些文件不能留下，哪些要求只是试探。特务机关也明白，控制高崇德，就有可能牵制吕正操，因此对她的监视越来越紧。
1940年秋，国民党方面派驻河北的预备第三师前往调查。高崇德察觉到，这已经不是普通盘查，而是一次有准备的抓捕。当天夜里，她所在的驻地被一个团的兵力包围。突围时，她身负重伤，仍从包围圈中冲出，随后在地下党帮助下秘密转移，最终抵达延安。
据有关回忆，朱德得知她受伤后，曾要求医院尽力救治，并称她是党的“军火大盗”。这个称呼并非夸张的传奇包装，而是对她多年秘密筹措军火经历的概括。至于究竟运送过多少枪械弹药，因缺少完整档案，已难以准确统计。
抗日战争结束后，高崇德奉命到东北工作，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后方事务，并经历了辽沈战役。长期奔波和负伤使她身体恶化，1950年住院治疗。1953年以后，她正式离开工作岗位，进入干休所休养。
她与吕正操后来分开生活，此后没有再婚。组织上给予她相应的生活待遇，但她始终不愿谈论那些年。记者来访时，她不讲战斗细节，也不提功劳，只把门前的日子过得安静而规律。
直到1995年病重之际，尘封多年的身份才由她亲口说出。高崇德于当年去世，享年91岁。床边留下的那句遗言，也成了后人重新寻找这位女地下工作者经历的唯一明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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