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底，朝鲜价川以北的山路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第335团正在急行军。团长范天恩刚从飞虎山阵地撤下不久，又接到命令，赶往德川一带，准备歼灭南朝鲜军第7师。
命令很明确，情况却在行军途中出现了变化。
范天恩是山东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使他很早便熟悉了战场的残酷。这个人敢说、敢做，打仗不喜欢照搬旧章，部队里送给他一个绰号：“范大胆”。
绰号背后，既有勇气，也有风险。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开始前，彭德怀制定了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的作战方针。第38军担负重要任务，飞虎山便是诱敌北上的关键阵地。范天恩率335团在那里顶住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连续进攻，部队伤亡不小，却始终没有后退。
有意思的是，就在敌军攻势逐渐减弱时，师部突然命令335团撤出飞虎山，后退30里。
范天恩一时难以接受，拿起电话质问：“阵地已经守住了，为什么要撤？”
师长杨大易回答：“这是命令，立即执行。”
范天恩明白，飞虎山只是整个战役的一枚棋子。335团撤退后，敌军误以为志愿军已经支撑不住，果然加快北进，钻进了志愿军预先布置的包围圈。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德川方向。
按照部署，335团应当攻击南朝鲜军第7师。可范天恩从其他部队人员那里得知，南朝鲜军战斗力远不如美军。他判断，若仅按原路线行动，既可能错过歼敌主力的机会，也难以在战役中发挥更大作用。
于是，他带部队向嘎日岭方向靠拢，试图与第38军主力会合。
这并不是一次被上级明确批准的调整。范天恩承担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的责任，335团也因此没有立即投入德川方向的战斗。有人把这段经历概括成“嫌敌人太弱，懒得去打”，说法虽然传神，却容易遮蔽真正的军事判断：范天恩想打的不是轻松仗，而是更关键、更危险的硬仗。
部队连续行军，疲惫不堪。抵达嘎日岭附近后，范天恩终于与主力取得联系。杨大易得知情况，先严厉批评他没有按计划歼灭南朝鲜军第7师，随后却下达了新的紧急任务：抢占松骨峰。
因为战场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被围的美军第2师正沿军隅里至价川一线南撤。松骨峰虽然只是一个高约280米的山地，却扼住了公路要道。谁控制它，谁就掌握了敌军突围的门闩。
335团来得正是时候。
1950年11月30日，部队抵达松骨峰。战士们连夜赶路，几乎没有时间修筑完整工事。第1营奉命占领主峰，第3连担任最前沿的阻击力量，两侧部队负责策应。
天还没亮，公路上的美军车队已经出现。第3连官兵没有贸然开火，直到敌人接近约20米，机枪才突然怒吼。火箭筒和爆破组随即出击，击毁靠前的坦克，堵住道路，美军队伍顿时陷入混乱。
美军很快组织反扑。
飞机、火炮、坦克轮番轰击，松骨峰阵地被炸得遍地弹坑。第3连的掩体所剩无几，战士们只能利用弹坑和残破地形坚持。敌人冲上阵地，志愿军便与其展开近距离搏杀；机枪打坏了，就换步枪；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石块和双手继续战斗。
战斗最惨烈时，排长、班长相继牺牲，炊事员也拿起武器冲上前沿。指导员杨少成在弹药耗尽后拉响手榴弹，向战友喊道：“一定要守住阵地！”爆炸声过后，他与逼近的敌人同归于尽。
第3连几乎打光。
据战后统计，坚守阵地的官兵最后仅有7人幸存。但正是这支伤亡惨重的连队，把美军突围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拖住，使其无法迅速通过公路。第335团其他部队也不断从侧翼压迫，令敌军始终无法打开缺口。
松骨峰的价值，不在山头本身，而在它卡住了敌人的退路。范天恩此前偏离原定路线，客观上使335团提前出现在嘎日岭，从而获得了抢占松骨峰的机会。一个看似冒险的决定，最终嵌入了整个战役的关键环节。
下午以后，志愿军包围圈继续收紧。美军飞机赶来支援，却因地面部队混杂、敌我难辨，难以实施有效轰炸。松骨峰仍在335团手中，南逃之路被牢牢截断。
这场阻击战后来成为第二次战役中的典型战例。范天恩的“大胆”，并非单纯鲁莽；它包含战场经验、对敌我态势的判断，也包含一名团长必须承担的责任。至于松骨峰上的第3连，则用一天血战，为第38军赢得了“万岁军”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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