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江西永新七溪岭，赣军第27师79团团长刘安华随部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设伏反击，赣军败退，近五百人被俘，刘安华头部中弹，当场身亡。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早期，团一级军官在战场上直接损失的一个缩影。
团长不是普通军官。他们往往掌握一个团的兵力，既要执行旅、师部命令，又要在前线处理最紧迫的局面。战斗一旦失控，团长通常位于指挥、督战和突围的交叉位置，伤亡率自然很高。
1930年8月，湘军第16师47旅推进至文家市，红一军团抓住其冒进机会发起攻击。第93团团长田应棠死于战斗。湖北夏店四姑墩一战中，河南地方武装新编第25师第147团团长戴鸣福亲自带兵救援第148团，结果中弹阵亡。
江西第一次“围剿”发生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龙冈伏击战中，第18师师部和所属部队遭到重创，第104团团长李月峰、第105团团长朱先志相继战死。撤向东固的第50师又遭追击，第295团团长黄敬也在激战中中弹身亡。
1931年春夏，战事并没有因一次失利而停下。第28师在富田受围，第167或第168团团长吴宗周死于突围；第27师第141团在中村遭伏击，团长王广田阵亡。福建建宁战斗中，第336团团长汤霖曾试图阻止溃兵后撤，却没能扭转局势，最终死在乱军之中。
有意思的是，团长的死亡方式并不完全相同。第54师第323团团长刘佩瑶并非中弹，而是在1931年8月莲塘、良村战斗后的逃亡途中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第9师独立旅第83团团长郑述礼则在兴国撤退战中阵亡，时年27岁。
鄂豫皖苏区的战斗同样激烈。1931年2月，六安发生部队起义，第272团团长杨慕铭被部下魏孟贤刺死。1932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六安唐家埠设伏，第38团团长高启昆和团附同时阵亡。黄安七里坪战斗中，第11团团长周良战死，年仅24岁。
1932年10月，第44师一部在枣阳吴家集突破红四方面军防线，却遭红军预备队前后夹击，第260团团长张虎臣中弹身亡。战场上的“突入”有时意味着胜利，有时却会把部队送进孤立无援的地带。
进入1933年，江西苏区的攻防逐渐呈现出阵地战特点。第5师第25团团长张挺死于金溪黄狮渡；第52师第307团团长房少斌在黄陂伏击战中阵亡。草台岗战斗中，第62团团长曾孝纯、第64团团长孙嘉傅先后战死，第349团团长陈君峰也在此战中结束了最后一战。
并非所有损失都发生在冲锋线上。1933年7月，红军攻克福建宁化泉上堡，第307团团长程泗海见据点无法守住，举枪自尽。1934年3月，湘军第86团团长徐本桢在永新沙市被俘，因部下揭发其克扣军饷，战后被处决。这类记录，也说明军队内部的矛盾会在败局中迅速暴露。
川陕苏区的战斗，则带有地方军阀混战与围攻红军交织的特点。1933年，川军第29军第35团团长张克纯死于柳林坝溃败，第1师独立团团长何济民与其弟、团附何柱在八庙垭阵亡。1934年黄木垭作战中，第29军一名团长张陶斋中弹身亡。
红军长征以后，追击与阻击战继续造成团级军官伤亡。1935年1月剑门关战斗中，川军第5混成旅团长杨倬云阵亡；同年2月，新编第23师第9团团长梁宪培在部队被围后自尽。4月陈家河战斗中，第343团团长王瑞斌阵亡，第344团团长孙芳兰被俘，后来长期留在红军教导营担任军事教员，参加长征，1949年又以少将副处长身份参加酒泉起义。
陕甘地区的几场战斗，留下了东北军、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团长共同损失的记录。1935年10月劳山战斗中，第629团团长杨德新突围不成自尽；直罗镇战役中，第266团团长石世安阵亡，第267团团长郑树藩在安排后事后自尽。1936年11月22日山城堡战役，第1军第2团团长杨定南和第78师第464团团长晏俭均战死，分别为29岁和32岁。
1937年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继续作战，地方保安武装也被卷入其中。2月倪家窑子战斗中，撒拉族保安旅团长马忠良阵亡；3月，青海南部边区警备第1旅第1团团长谭应福、第2团团长马占成在追击西路军部队时战死。至此，相关记录中既有正规军嫡系军官，也有地方军阀、民团和改编部队主官，身份各异，结局却都被战场留下了明确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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