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前后，美国一处并不起眼的集市上，近50岁的耿莹开着车，带着货物和简陋摊位，开始摸索自己的生意。没有熟人引路，也没有所谓的“高干子弟”光环，旁人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华人商贩。

生意最难的时候，她曾独自开车到山上大哭。哭完，擦干眼泪，继续回到摊位前讨生活。她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留下了一句颇有冲劲的话：“给我三年时间，如果三年没饿死，我就在美国横着走。”

这句话听着豪气，背后却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对陌生环境的硬扛。她面对的不是简单换个地方挣钱，而是语言、市场、规则、人情关系全部重新开始。

耿莹的性格，和父亲耿飚有几分相似。耿飚是共和国开国将领，长期从事军事、外交工作，曾任国防部长。他一生经历过战争、谈判和复杂的国际交往，处理问题讲究判断，也讲究担当。

但在女儿记忆里，父亲并不只是文件中的将军。战争年代，耿莹年幼，曾随父亲辗转行军。那种生活没有安稳可言，孩子常常被交给战友或当地群众照看。她从小见惯了离别，也明白一个道理：身处特殊家庭，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现实。

耿莹成年后没有走一条轻松的路。上世纪60年代初，她从地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地质队，长期爬山找矿。山路难走，工作辛苦，年轻人都未必吃得消，她却一干就是多年。

后来，她进入北京制药厂，成为车间工人，工资并不高，日子也谈不上优越。家庭变故之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没有把困难拿到父亲面前反复诉说。能自己解决的事，她尽量自己扛。

这种“自己扛”，也延续到了经商阶段。改革开放后，耿莹曾尝试下海做生意，事业刚有起色，却受到当时有关干部子女经商政策的影响，原有经营被迫停止。对她而言，这不是简单的赔钱，而是多年积累突然归零。

换作别人，可能会选择安稳度日。耿莹没有。她把目光投向美国，重新寻找机会。有人担心她年纪太大，语言又不熟，去了以后能否站住脚。她的回答很直接：“只要三年不饿死，就能闯出路来。”

有意思的是，她没有只在华人圈子里寻找保护，而是主动接触美国本地市场。摆摊、种植、经营土地，一步一步试。到第二年，她已经拥有数英亩土地和果树，生意也慢慢有了固定方向。

这其中没有传奇式的捷径。她不懂，就问；没人教，就观察；赔了钱，就重新算账。美国市场讲合同、讲信用、讲效率，熟人社会中的一些办法未必行得通。她只能把每个细节重新学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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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她：“你是耿部长的女儿，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

耿莹的回答并不复杂：“父亲给了我出身，但不能替我过日子。”

这句话，或许正是她对家庭关系最准确的理解。父亲的身份曾经带来关注，也带来约束；真正支撑她走下去的，还是多年工作和生活磨出来的韧劲。

耿飚与妻子赵兰香的婚姻，也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赵兰香曾参加抗日宣传和革命工作，两人共同经历聚少离多的岁月。耿飚后来转入外交领域，先后在多个国家任职，赵兰香长期陪伴并协助他的工作。

耿飚从军人转为外交干部，并非一开始就熟悉外交事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奉调进入外交部门，曾参与对外工作。面对陌生领域，他边干边学，逐渐掌握外事规则和语言工具。这个转变说明，所谓能力，并不总是天生具备，许多本领都是在任务压上来之后练出来的。

女儿的选择，同样带有那个家庭的印记：少谈身份，多做事情。耿莹在美国站稳之后，没有把事业只看成个人财富，而是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保护。此后，她投入多年时间筹备相关公益事业，希望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做些实事。

耿莹曾说，命运让她生在中国，生在耿家，就要对得起父亲。这里的“对得起”，并不是借父亲的名望谋取便利，而是把那种责任感延续下去。

1982年，耿飚卸任国防部长。1999年，他因病住院，仍坚持观看国庆阅兵。当电视中传来熟悉的乐曲，他抬起已经无力的手，试图敬一个军礼。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耿莹后来在异国经营出的那条路，和父亲留给她的，始终不是一份现成答案，而是一种遇事不退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