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襄樊前线，关羽水淹七军，曹仁困守樊城，曹操急调徐晃南下，孙权却从背后袭取荆州。表面看，这是三方军队的较量；往深处看，却是蜀汉名将数量不足、难以长期支撑多条战线的集中体现。
关羽当时声势极盛。于禁所率七军被洪水冲垮，庞德被擒，樊城也几乎到了危急关头。可关羽始终没有真正攻破樊城，徐晃援军赶到后，战局迅速转向。更致命的是，吕蒙白衣渡江，公安、江陵相继失守，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
这件事不能简单解释为关羽武艺不够。曹魏有坚城、援军和后方，孙吴则熟悉荆州水网，双方都不是只靠一名猛将取胜。关羽再勇，也无法同时应付徐晃、曹仁、吕蒙以及不断瓦解的荆州防线。个人勇武，终究替代不了完整的军事体系。
所谓“五虎大将”，本身也是后世概括。陈寿《三国志》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合在一传，说明五人地位相近，并不等于他们在战场上组成过固定的“五人战队”。曹魏的“五子良将”同样如此，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被合传，是史家对其功业的归纳，不是曹操临阵时派出的统一编制。
若只比个人名声，蜀汉五将并不逊色。关羽威震华夏，张飞据水断桥，赵云长坂坡救主，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马超曾令曹操割须弃袍。问题在于，刘备麾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太少。关羽镇荆州，张飞守巴西，赵云多承担护卫和后方任务，黄忠年事已高，马超长期在西北，真正能够随时调动的主力并不充裕。
曹操的优势恰恰在于可用之人太多。五子良将之外，还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许褚、李典、文聘、庞德等人。有人善攻，有人善守，有人长于骑战，有人熟悉水陆防御。哪怕一名将领暂时受挫，也能迅速换人补位，这种厚度不是蜀汉五虎能够相比的。
《三国演义》把这种差距写得更直观。关羽曾与许褚、徐晃交手，也曾被夏侯惇追击；赵云两次与许褚相遇，双方没有分出决定性胜负；马超与许褚大战二百余合，张郃却在马超面前很快败退。小说中的战例不能当作精确数据，却能看出一个道理：名将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排列，状态、兵器、地形和援军都会改变结果。
有意思的是，小说常把两将联手当作检验战力的方式。张郃与徐晃围困黄忠，若非赵云及时赶到，黄忠很可能难以脱身；许褚与张郃若共同压制赵云，也不会给赵云轻松取胜的机会。关羽能够击退强敌，并不代表他能连续应付夏侯惇、夏侯渊、曹仁等人的轮番牵制。
东吴十二虎臣也不是十二个武艺相同的“猛将”。程普、黄盖、韩当是孙坚、孙策时期的老将，甘宁长于突袭，周泰敢于死战，凌统、徐盛、潘璋、丁奉各有战功。陈武、董袭、蒋钦也都在江东军中承担过重要任务。若把他们放在水网密布的江东作战，熟悉地形的优势会进一步放大。
甘宁拒止关羽涉水的故事，见于《三国志·吴书·甘宁传》。当时甘宁部下只有数百人，他向鲁肃请求增兵，并表示关羽听到自己的动静便不敢渡江。这个故事未必能证明甘宁武艺胜过关羽，却说明战场威慑来自胆略、侦察和地形，而不是单挑排名。关羽拥有数万兵马，也不能只凭人数强渡浅滩。
更不能忽略的是，曹魏和孙吴都有成熟的防御区域。曹仁能守樊城，张辽能镇合肥，陆逊能统筹夷陵战局；东吴将领彼此配合，水军、步军和弓弩手形成合力。蜀汉五虎若各自带兵，确实可能击败其中一两名对手；若被十将或十二将分割包围，便很难靠个人勇力突围。
不过，“全军覆没”四个字仍然说得过满。真实战争不是擂台赛，五虎大将也不会站在原地等着对方两人围攻。若有坚城、险道和足够兵力，关羽、张飞完全可能各守一方，赵云还能承担机动救援。决定胜负的不是把将领数量相加，而是谁能掌握粮道、渡口、情报和士气。
刘备集团真正吃亏的地方，是名将断层太明显。关羽死后，荆州无人接替；张飞遇害后，阆中防线迅速失去主心骨；黄忠去世，马超病逝，蜀汉只能更多依靠魏延、姜维等后起之将。人才少，意味着一场败仗很难迅速补回来，也意味着主将一旦失误，整个方向都可能受到牵连。
因此，若按《三国演义》的单挑逻辑，五虎大将面对曹魏十将和江东十二将，胜算确实偏低；若按正史中的战争逻辑，人数与勇武只能作为参考。襄樊之战已经给出了答案：关羽并非败在一场单挑，而是败在援军、后方与盟友同时发生变化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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