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缅甸曼德勒以西，杜聿明率第五军向野人山方向撤退，孙立人却带着新编第38师转向印度。两支部队原本同属中国远征军，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后来第五军损失惨重，新38师保存了大部实力，这个结果，也让两位将领之间的裂痕彻底暴露出来。
矛盾并不是从野人山才开始的。孙立人和杜聿明都受过现代军事教育，也都具有较强的指挥能力，但两人的军旅经历、用兵习惯和判断标准差异明显。一个更强调训练、技术和临机决断；一个更看重军令体系、整体部署和服从上级安排。
孙立人早年并没有把从军当作人生目标。他出生于安徽舒城的书香家庭，1914年考入清华学校，后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是他在清华时期颇为突出的特长。
1923年，孙立人赴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毕业后，他又进入弗吉尼亚军校接受系统军事训练。对他而言，这并非简单换一份职业，而是一次人生方向的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军队训练落后、装备不足，孙立人逐渐认定，只有掌握现代军事方法，才能真正改变军队面貌。
1928年回国后，孙立人先后担任军训职务。后来在宋子文支持下，他进入税警总团，担任特种兵团团长。税警总团名义上承担缉私和护运任务，实际上拥有较好的装备和相对充裕的训练条件，孙立人也因此获得了打造现代化部队的机会。
他对部队的要求很细。射击、体能、队列、卫生、识字，甚至后勤勤务，都被纳入训练范围。传达、炊事、军械等人员，也不能完全游离于军事体系之外。老部下吴念慈回忆，孙立人还组织过“特业兵训练营”，目的就是让这些人员在紧急时刻能够补充战斗兵力。
这套办法在孙立人看来，是把一支部队当成完整的战斗系统来建设，而不是只训练少数作战人员。不得不说，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并不普遍，也难免让一些重视传统军队秩序的将领感到不适。
杜聿明的成长道路则不同。他毕业于黄埔军校，长期在国民革命军嫡系部队中任职，经历过北伐、剿共以及抗日战争前期的多次军事行动，熟悉中央军的指挥体系。对他来说，军队首先要服从统一命令，不能因为个人判断而轻易改变行动方向。
两人的差别，在缅甸战场上集中显现。1942年，中国为援助英国、保障滇缅公路，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第五军、第六军和第66军先后进入缅甸，新编第38师隶属第66军，孙立人担任师长，杜聿明则担任第五军军长，并在卫立煌未到任时代理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
当时的孙立人并非杜聿明的直接下属，但在远征军的作战体系中，双方存在上下级和协同关系。史迪威负责指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他更欣赏孙立人的训练方式和战术作风，这种偏好也让杜聿明感到压力。
1942年4月，仁安羌一带的英军被日军包围，局势十分危急。孙立人奉命率新38师救援。他面对英军指挥官时态度明确：“再坚持一天，我们一定设法把部队救出来。”这句话并非战场上的豪言，而是他根据兵力、道路和敌情作出的判断。
新38师随后投入战斗，以相对有限的兵力击退日军，解救出被围的英军人员。仁安羌之战提高了孙立人在盟军中的声望，也证明了新38师训练和组织能力的成效。可是，这场胜利并没有让杜聿明对孙立人产生更多认同，反而加深了双方在战略选择上的分歧。
英军撤退后，中国远征军面临两种选择：一条路是向西进入印度，依靠盟军接应；另一条路是向北穿越野人山，返回云南。杜聿明选择率第五军北撤，孙立人则带领新38师转向印度。杜聿明认为，部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英军身上，回国才是执行既定任务；孙立人则判断，野人山道路艰险，部队一旦失去补给，后果难以承受。
“去印度，未必轻松。”
“留在原地，更没有退路。”
这不是一句话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两种作战逻辑的碰撞。杜聿明看重的是军令和建制完整，孙立人更看重部队的实际生存能力。双方无法统一，只能分路行动。
结果很快显现。第五军在撤退过程中遭遇日军追击，又受到道路、疾病和补给中断影响，许多官兵在野人山中伤亡。新38师转进印度的过程同样艰难，但由于行动较早、组织相对严密，部队保存情况较好，还收容了一部分英印散兵和难民。
对杜聿明而言，这个结果极其刺眼。作为上级将领，他率领的精锐部队损失严重；孙立人带领的部队却保住了骨干。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孙立人此前曾集中力量救援英军，在杜聿明看来，这种选择有“重外军、轻友军”的嫌疑。
孙立人并不这样看。他坚持认为，军队作战不能只凭情绪和口号，必须根据敌情、地形和补给作出决定。保存部队，不等于逃避作战；执行命令，也不能完全排斥现场判断。两人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相互不信任中不断累积。
后来，孙立人的非黄埔背景、亲近西式训练的作风，以及与史迪威关系较密切等因素，又使他显得格外突出。杜聿明所熟悉的是中央军传统，孙立人试图建立的则是一套更强调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军队标准。价值取向不同，战场上的一次分路，便足以变成长期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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