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缅甸仁安羌，孙立人站在英军指挥部里，面对一封求援电报，答应在限定时间内解围。此时的他还不是后来被广泛议论的“名将”，只是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
电报写得很短，处境却十分严重。英军第1师和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退路几乎被截断。孙立人没有把兵力全部压上去，而是派新编第38师第113团迅速突击，配合英军行动。
战斗持续后，日军包围圈被撕开，英军官兵及随军人员得以撤出。关于获救人数，史料中有不同说法，通常记为七千人左右。这一仗使孙立人在英国军政界获得声誉，也让中国军队在盟军面前赢得了较高评价。
有意思的是，孙立人的出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伍世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所学为土木工程，后来赴美国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军校接受军事训练。若没有时代巨变，他很可能会成为工程师，而不是手握军权的将领。
1932年，孙立人进入宋子文主持的税警总团。税警总团名义上承担缉私任务，实际却拥有较好的装备和训练条件。孙立人借此推行严格的体能、射击、战术训练，并吸收美国军队重视基层军官和小部队协同的做法。
他常对部下强调：“军队不能只靠口号，训练要落到每个人身上。”这种方式与不少国军部队依赖长官命令、重视形式操练的习惯不同。后来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38师，孙立人也把这套训练办法带进了远征军。
杜聿明与孙立人的分歧，恰恰从这里埋下了伏笔。杜聿明是黄埔系统的重要将领，重视军令体系和蒋介石的直接指挥；孙立人则更强调战场判断、部队训练和实际效果。两人并非一开始就势同水火，但指挥风格的差别，很难长期隐藏。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杜聿明时任第5军军长，孙立人的新编第38师隶属第66军，远征军总指挥为罗卓英，史迪威则负责盟军方面的指挥协调。几套指挥关系交织在一起，命令传递并不顺畅。
仁安羌之后，英军向印度方向撤退。孙立人的部队承担掩护任务，沿途还收容了部分华侨、难民和失散人员。新编第38师最终退入印度，保存了相当兵力；杜聿明率部经野人山向云南撤退，途中遭遇疾病、饥饿、毒虫和日军袭扰，损失极为惨重。
这不是简单的“谁勇敢、谁怯懦”。杜聿明执行的是蒋介石要求部队回国的命令，也担心远征军一旦进入印度，便会受史迪威控制；孙立人则认为，部队若继续走野人山，极可能全军覆没，保存有生力量更重要。
据相关回忆，双方争执时，杜聿明坚持说：“军令已经下达，不能擅自改变。”孙立人则回答：“部队活着，才有继续作战的本钱。”这几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概括了两人的核心冲突。
孙立人选择进入印度后，接受整训，后来编成新1军的重要力量，重新投入对日作战。杜聿明部队回国后，也并非毫无战果，只是野人山撤退造成的伤亡，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极沉重的一段经历。
杜聿明晚年谈及孙立人时，曾以“卖主求荣”“根本不是民族英雄”等激烈词语评价对方。这里需要分清两件事：一是两人确有指挥路线和政治关系上的冲突；二是这类晚年评价带有明显的个人立场，不能直接当成对孙立人抗战贡献的全部定论。
孙立人与史迪威关系较近，也确实接受过美式训练和指挥体系的影响，但这不等于他没有民族立场。仁安羌作战、掩护英军撤退以及保存中国军队实力，都是抗日战争中的具体行动。至于他后来与国民党高层的矛盾，则属于战后政治和军队权力关系，不能倒过来抹去他在缅甸战场上的表现。
同一场撤退，两个将领作出了不同选择，也留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杜聿明记住的是军令、责任和损失；孙立人坚持的是判断、保存和再战。多年以后，这场分歧仍被浓缩成一句“卖主求荣”，但缅甸丛林中的道路、饥饿与伤亡，并不会因为一句评语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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