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0日上午，海南岛上空，高翔驾驶一架歼6悄然接近美军战机。地面雷达已经捕捉到目标，值班人员屏住呼吸，飞行员却没有立刻开火，而是继续压缩距离。那一刻，胜负并不只取决于飞机性能，更取决于谁能沉住气。
当时的中国航空部队处在高度戒备状态。飞行员穿着抗荷服，身上带着救生背心、手枪和伞刀，飞行头盔更不能离身。吃饭时放在手边，休息时搁在枕旁，哪怕短暂离开值班室，也必须随时能够登机。
这种紧张并非偶然。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后，侦察机和战斗机频繁在中国南部沿海附近活动，试探中国空防反应。海南方向距离战区较近，空情变化快，部队实行不同等级的战斗值班，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必须做到命令一到，立即升空。
高翔并不是出身飞行世家。1932年12月，他出生在辽宁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早逝后，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由于家中缺少稳定收入，高翔只读了几年小学便停学，少年时期便开始面对生活的压力。
1947年，15岁的高翔报名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文化程度不高，他没有被直接安排到作战岗位，而是进入军政干校卫生队担任卫生员。这样的起点很普通，甚至有些不起眼，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回到战斗部队的念头。
1949年，部队整训改编，高翔随队南下。后来，他奉命护送华南工作团前往广州，任务完成后被留在地方机关工作。穿上黑布制服后，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常对身边人说：“俺是当兵的，还是想回部队。”
他多次提出申请，却迟迟没有结果。直到1951年，机会突然出现。行政处干部问他是否还想回部队，并告诉他有机会学习驾驶飞机。高翔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连声追问：“真能回去吗？”听清楚是当飞行员后，他更加兴奋。
体检并不轻松。参加检查的人有一百多个，最终合格者寥寥，高翔却通过了全部项目。1951年9月，他进入航校学习。文化基础薄弱，就从头补起；飞行技术不过关，就反复练习。经过一年左右的训练，他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此后十多年，高翔一直在部队训练和执勤。到了1965年，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飞行经验，却从未真正与美军战机交手。那年夏天，他所在分队奉命支援海南方向，任务很明确：发现敌机后，必须抓住机会将其击落。
9月20日，一架美军F-104C进入海南岛附近空域，并多次往返。高翔所在的飞行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升空。F-104C速度快、爬升性能强，在当时被视为先进战斗机；歼6则是中国仿制米格十九形成的超声速战斗机，双方并非没有差距。
差距越明显，战术越不能蛮干。高翔没有急着从正面追赶，而是根据地面引导，提前飞到敌机可能经过的航线上，等待目标进入攻击位置。美机飞行员没有立即发现异常，歼6因此获得了难得的接近机会。
高翔把距离控制在约一千米，随后继续靠近。地面指挥员确认后方暂未发现新的威胁，传来攻击命令。可他仍然没有马上开炮，而是将瞄准装置稳住，等到距离缩短至291米时，才把握住最有利的射击角度。
三门航炮同时开火。距离太近，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极短。美机左翼中弹后冒出黑烟，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跳伞逃生，飞机坠落。高翔没有依靠所谓“性能碾压”，而是利用隐蔽接近和近距离射击，完成了一次风险极高的拦截。
这次战斗的意义，很快超出了海南一地。F-104C此前被认为难以击落，中国飞行员驾驶歼6将其击落，打破了美军战机不可战胜的神话。高翔荣立一等功，随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对一名从卫生员起步的飞行员来说，这既是个人荣誉，也是部队训练成果的集中体现。
战场上的胜负，并没有把两个人永远隔开。史密斯获救后成为俘虏，经过多年后回到美国。1989年10月，他作为客人再次来到中国，并提出希望见到当年击落自己的中国飞行员。10月18日，两人在约定地点重逢。
多年未见，话题没有停留在炮火和飞机上。他们谈起各自的经历，也谈到家庭和子女。史密斯邀请高翔访问美国，高翔回答：“我儿子去过美国，不过是去参加体育比赛，不是去执行战争任务。”
临别时，高翔送给史密斯一架歼八二飞机模型。史密斯回忆起当年的瞬间，说自己起初以为遭到了地面炮火攻击，后来才明白，炮弹来自身后的歼6。曾经隔着座舱互相瞄准的两名飞行员，就这样在24年后，以客人与主人、也是老对手的身份坐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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