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莉丝·迪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沙漠之花”。她出生在索马里一片望不到头的荒漠里，帐篷是兽皮搭的，风沙随便就能钻进来。家里十二个孩子，食物永远不够吃，水要从很远的地方背回来，混着泥沙也得咽下去。

她记得自己四岁那年，被父亲的一个朋友带到了干草堆后面。她哭着跑回家，母亲只是沉默地帮她清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父亲回来后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话：你该接受割礼了。

五岁。她被母亲和几个长辈按在一块石头上。没有麻药，没有消毒，只有一把生锈的刀片。她被蒙着眼睛，感觉到那刀割下去，然后是用荆棘刺把伤口缝起来，只留一个小孔。她疼得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高烧不退，浑身滚烫。村里人都觉得她活不下来了，但她活下来了。她的两个姐姐没有。一个死于伤口感染，一个在生产时因为产道闭锁大出血死掉了。母亲摸着她的额头说，活下来是安拉的旨意。

之后的每一天，她都在疼。上厕所要花十几分钟，尿液一滴一滴渗出来，像火烧一样。每次生理期都是一场酷刑，疼得她直不起腰，走不了路，有时候直接晕过去。她以为这就是命。部落里的女孩都是这样过来的，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十三岁那年，父亲把她叫到帐篷里，告诉她，要把她嫁给一个六十岁的老头。那个老头已经娶过好几房了，拄着拐棍走路，牙是黑的，身上一股味道。父亲得到的是五头骆驼。在父亲眼里，她值五头骆驼。

婚约定下来的那天夜里，她跑了。

什么都没带，光着脚，偷了几块干面饼。她跑进沙漠里，天是黑的，只有星星。白天温度能到四十五度，脚下的沙子烫得像烧红的铁。她走了九天，脚上全是血泡，渴了就咬仙人掌，吸里面的汁水。她遇到过一次鬣狗，还遇到过一次狮子。那头狮子闻了闻她，转身走了。她后来在自传里写：“连狮子都嫌我太瘦。”

她跑到了摩加迪沙，找到了外婆。外婆看到她那个样子，抱住她哭了。

后来外婆把她托付给了在索马里驻英大使馆工作的姨父。她跟着去了伦敦，在使馆里做佣人。擦地、刷马桶、照顾孩子，膝盖跪得全是淤青，手指被洗涤剂泡得裂开。但她觉得比家里好，至少没人打她，没人要把她嫁给老头。

姨父任期结束要回国的时候，她没跟着走。她留在了伦敦，没有身份，没有钱，不会说英语。她在麦当劳找了份清洁工的工作，扫厕所、拖地、擦桌子。晚上睡在YMCA的地下室里，冬天冷得像冰窖。有时候去翻麦当劳后厨的垃圾桶，找当天卖不掉扔掉的汉堡。

1983年的某一天，她在街上发传单的时候，一个男人停下来看了她很久。那是摄影师特伦斯·多诺万，戴安娜王妃的御用摄影师。他递给她一张名片，说，你该站在巴黎的T台上。

她以为他是个骗子。后来朋友看到那张名片，惊得叫出来，告诉她这个人有多厉害。她半信半疑地去了他的工作室。第一次穿高跟鞋的时候摔了无数次，脚趾磨破了，贴上创可贴继续练。

二十二岁那年，她登上了伦敦时装周的T台。穿着一袭白裙，灯光打在她身上。她走得不完美，步子有点歪，她的腿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和游牧生活一直是弯的。但她每一步都走得很稳。转身的时候，台下响起了掌声。她后来回忆那一刻说，她第一次感到自己“被看见”了。不是作为一个索马里的牧羊女，不是作为一个被交易的商品，而是作为一个人。

之后的事情像开了挂。她登上《Vogue》，拍倍耐力年历，成了第一个登上倍耐力封面的黑人女性，演了007电影，成了邦女郎。香奈儿、露华浓的广告接到手软。

但她心里一直压着一件事。

1997年，她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接受了《Marie Claire》杂志的采访。她盯着记者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你必须发表。

她第一次把那把刀，那个石头，那些血，那些死去的女孩，全部说了出来。她说，全球还有两亿女性正在经历她经历过的。她说，这不是传统，这是犯罪。

时尚圈震惊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命她为废除女性割礼的亲善大使。她放弃了模特事业，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回非洲建学校、建诊所。在她的奔走下，坦桑尼亚、塞内加尔等国家陆续立法禁止割礼。有人说，她至少让几千万女孩逃过了那一刀。

她后来回过一次索马里，见了母亲。母亲对她说了一句对不起。她没有哭，只是点了点头。

如今的华莉丝早已不再是T台上那个惊艳世界的“沙漠之花”。她老了，脸上有了皱纹，但眼睛里那股从沙漠里带出来的劲还在。有人问她，你恨过吗。她说，恨过。但恨不能让那些女孩活过来，也不能让那把刀停下来。能做的是往前走，走到更多人的面前，告诉他们：那把刀不该存在。

她的名字，华莉丝·迪里，在索马里语里的意思是——沙漠之花。沙漠里能开出花来吗。她开出来了。从五岁那把刀开始，从十三岁那个夜晚的赤脚逃亡开始，从伦敦地下室里的剩饭开始，她一步一步，把自己走成了一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