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日的北京，一位82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已经到了生命末段。他忽然睁开眼，对妻子周颖说：“想吃蜜橘。”橘子剥开后，他一瓣一瓣地吃，连籽也没有吐掉，只轻轻说了一句：“好甜。”这个老人，正是聂绀弩。

临终前还惦记一口水果，和他一生的性情很像：不端着，不遮掩，也不肯把自己装成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文坛回忆中，周恩来曾称许他是“20世纪最自由的人”。这句话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式评价，却很能说明聂绀弩留给旁人的印象。

他出生于1903年，湖北京山人。幼年丧母，后来过继给叔父，由二婶抚养长大。家庭环境并不优裕，可他读书早慧，少年时期便能写诗作文。故乡有人称他“聂贤人”，但这个称呼并没有把他留在小地方，反而让他更早意识到，自己不愿按别人安排好的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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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回忆，聂绀弩新婚时曾对妻子说，婚姻是听从父母安排，自己的志向却不在家庭之内。话说得直，甚至有些伤人，但这正是他的特点。他很少用漂亮话修饰真实想法，也不习惯为了讨好谁而改变口风。

青年时代，他辗转谋生，做过军中文书，办过报纸，还到过南洋。后来赴苏联学习，与蒋经国等人同窗。那段经历使他接触到更大的政治和思想世界，也让他逐渐看清，自己并不适合成为某种权力体系里的顺从者。

他曾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文章，因此遭到威胁。有人劝他谨慎些，他却不太听。朋友替他担心，他只说：“文章不说真话，还写它做什么？”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他一贯的办事方式，后来也一次次为此付出代价。

1938年，聂绀弩到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许多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注意的是领袖身份；聂绀弩却观察得很细。他留意到毛泽东个子不高，军装洗得发白，衣扣也没有完全扣好。这样的细节，后来被文坛传述为“敢说毛主席个不高、衣服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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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说法带有回忆性质，未必每个字都能找到原始记录，但聂绀弩敢于近距离观察和直白评论，却符合他的性格。他还评价毛泽东讲话声音不大，条理却十分清楚，复杂道理经他一讲，像拉家常一样容易听懂。不得不说，这种评价既大胆，也有相当准确的观察力。

聂绀弩后来进入新四军工作，却发现军队生活并不适合自己。部队讲究作息和纪律，他习惯夜间写作，早晨常常起不来，训练也难以坚持。周恩来经过皖南时，他参与创作并演出了话剧《西安事变》，演出得到肯定。但舞台上的灵活，并不能改变他与军营节奏之间的冲突。

离开部队后，他辗转桂林、重庆，继续从事报刊和文学工作。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写杂文，编报纸，文字锋利而有分寸。1947年，他到香港主持《文汇报》笔政，笔下常常直指现实弊病，因此得罪人并不稀奇。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写文章毫不含糊的人，生活中却常常粗枝大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作为香港代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原本有接见安排，他却因为疲倦睡过了头，同行者只好替他打圆场。换作别人，或许会把这当作失礼；放在聂绀弩身上，倒像是他不受拘束的另一面。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北京。由于文章风格太有棱角，一些报刊对他有所顾虑。冯雪峰出面，将他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聂绀弩并没有因此收敛，朋友遇到困难，他愿意帮忙；看见不合理的事，他也常常要说。这样的性格，使他既有朋友，也不断卷入风波。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后，聂绀弩受到牵连，接受审查。此后，他又因替妻子修改材料等问题，被安排到北大荒劳动。割麦、砍树、烧饭，都是实打实的重活。可他没有放下笔，还给身边人讲文学，写下许多诗作，以自嘲化解艰苦处境。

“活儿可以干，脑子不能停。”这句话，正像他在北大荒的状态。他写《割草赠莫言》，写劳作，也写人的尊严。诗中有苦味，却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只会哀叹的受难者，这种幽默感支撑了他很久。

后来，他又因言获罪，被关押在山西。监狱里的条件很差，他却把《资本论》反复阅读，据说读了十遍，还给狱友讲解其中内容。没有棋盘，他就用饭粒捏棋子，撕布片当棋盘，自己和自己对弈。日子被压缩到极窄，他仍然要保留一点精神上的自由。

1976年，聂绀弩获特赦。重新面对镜子时，他竟一时认不出那个满脸苍老的人。出狱后，他没有改成圆滑的作家，仍然写诗、写杂文，研究《红楼梦》和《封神演义》。《我若为王》等作品，也让更多读者记住了他的文字锋芒。

晚年的聂绀弩依然贪吃，见到饭香便走不动路。一次与黄苗子逛王府井，他闻到香味，拉着朋友进店吃饭，吃完拍拍衣服就走，把买单的事留给朋友处理。这样的“馋猫嘴”，与他在病床上念叨蜜橘，并不是两回事。

那天，周颖把橘子递到他手里。他慢慢咀嚼，像是在认真辨认一生中最后的滋味。片刻后，他说：“好甜。”1976年获特赦后的写作生涯，就这样停在了1985年的一瓣蜜橘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