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1日，济南城郊一处坟地里，30岁的黎玉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山东省委重新建立。没有会场，没有标语，周围甚至看不到多少武装力量。可正是这次不起眼的会议，让几经破坏的山东党组织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黎玉出生于1906年，山西崞县人。少年时期接受过私塾和新式学校教育，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参加学生运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秋，黎玉成为中共崞县特别支部书记。此后，他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从事党的工作，积累了组织工人和发动群众的经验。
在唐山工作期间，黎玉参与领导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三万多名矿工联合行动，声势十分浩大。那时的黎玉还很年轻，却已经显露出较强的组织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北方局后来把恢复山东党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
山东当时局势复杂。韩复榘在抗战初期弃守山东，日军迅速推进，大量地区出现权力真空。黎玉没有等待条件成熟，而是派出党员和干部深入乡村，组织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等地的抗日武装，逐步建立起鲁中、胶东、鲁西、清河、鲁南等抗日根据地。
这件事的难处，不只是打仗。武器从哪里来，干部如何安置，粮食怎样筹集，地方势力如何争取，都需要党组织一点点解决。山东的抗日根据地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敌后环境中靠发动群众、整合地方力量建立起来的。
1938年4月，黎玉赴延安汇报山东工作。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决定把山东各地的起义武装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随后，中央又陆续派出干部加强山东，使地方武装逐渐走向正规化。
1939年以后，山东的党政军力量进一步整合。朱瑞、徐向前等人先后到山东工作，八路军第一纵队也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部分部队为基础组建。1943年，山东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山东分局由罗荣桓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
黎玉与罗荣桓的合作，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罗荣桓善于统筹全局，黎玉熟悉山东地方情况，两人在部队建设、根据地治理和群众工作上形成了配合。抗战胜利后，山东主力部队奉命开赴东北，黎玉代理山东分局书记，承担起留守部队重建、地方政权巩固以及支前工作的重任。
山东的贡献，不能只看战场上的胜负。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有大量青年参军，民众承担运输、担架、粮秣等任务。淮海战役期间，山东民工和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陈毅曾说，淮海战役不仅是部队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车推出来、用担子挑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黎玉后来受到的争议，恰恰与土地政策有关。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要求把减租减息逐步转向土地改革，同时强调一般不动富农土地，对中小地主给予适当照顾。华东局据此制定相关政策，山东的土改由此展开。
但1947年，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康生也来到山东主持土改复查。两人认为山东此前的政策过于温和，甚至把山东党组织指责为“富农党”，把黎玉批成执行“富农路线”。黎玉对此当面提出异议，据其晚年回忆，他曾明确表示：“此人诬我！”
批评很快从政策分歧扩大到个人和组织问题。黎玉被指责存在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甚至被说成“以山东自居”。这些说法，直接触及他在山东长期工作的政治基础。黎玉认为，山东党组织历经朱瑞、徐向前、罗荣桓等人领导，彼此之间一直有合作，不存在所谓独立山头。
他没有选择公开对抗。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战争形势紧张，财政、粮秣和支前工作也离不开统一指挥。黎玉后来解释，若把争论扩大，很可能造成山东与华中干部之间的对立，影响前线作战。因此，他选择作检查，承担个人名誉受损的代价。
这也解释了一个疑问：这样一位参与创建山东根据地、长期负责地方工作的干部，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获得与贡献相称的社会知名度？原因并不在于他没有功劳，而在于1947年至1948年的政治结论长期影响了他的评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黎玉随华东局到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后来又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离开山东后，他转入政府部门，公开活动相对减少，名字也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1986年3月13日，中央撤销了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作出的错误结论，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那份迟到多年的纠正，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岁月，却明确了一个事实：黎玉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和支前体系形成过程中，承担过不可替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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