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5日，湖北巴东县城，刚刚到任的县委书记陈行甲面对的不是欢迎掌声，而是一摞迟迟没有结果的举报材料。
举报指向一项工程。群众提供了照片、施工细节和具体线索，材料交上去已经四个多月，相关部门却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结论。陈行甲翻看后，抽出一个周末到现场查看，发现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他在会上追问：“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查不清楚？”
没人回答。
这件事成为陈行甲在巴东施政的一个切口。对他而言，贫困县最难解决的，不只是道路、产业和资金，更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一个地方如果干部作风出了问题，再多项目也可能变成摆设，甚至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巴东县地处鄂西山区，县城依山而建，地质灾害隐患较多。陈行甲调研时发现，一些十多层建筑竟采用砖混结构，部分项目还存在手续不全、违规建设等问题。这样的楼房一旦遭遇灾害，后果很难估量。
随后，巴东对违法违章建筑展开集中清理。据陈行甲后来披露，相关部门查处了535栋问题建筑，追缴和处罚金额超过4000万元。这个数字背后，牵涉的并不只是房屋本身，还包括审批、监管和工程承包等多个环节。
更棘手的，是工程领域的利益输送。2015年一次县委常委会上，陈行甲谈到一项300万元的工程，直指承包商在项目尚未开工前就四处打点，送出的款项达到120万元。
他当场质问：“真正用于工程的资金还剩多少？这样的项目，谁能保证不是豆腐渣？”
这番话并非单纯发火，而是把工程腐败的运行方式摆到了台面上：项目被层层转手，资金被不断截留，最后承担风险的，却是普通群众。相关案件查办后，有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
“上任5年干掉87名贪官”，是外界对陈行甲巴东任期的概括。这里的“干掉”，实际指向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查处、追责，并非县委书记个人越权办案。这个说法虽然带有强烈的传播色彩，却反映了当时巴东反腐案件数量较多、问责力度较大的事实。
陈行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令人畏惧的强硬官员。他毕业于湖北大学，后来取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平日里说话温和，喜欢跑步，也会弹吉他。熟悉他的人形容，他有明显的书生气。
但书生气不等于没有锋芒。
他到任后制定干部作风建设的“五个严禁”，从公务接待、工作纪律等细节入手，试图把约束落到日常。中午禁酒推行时，曾有干部以当地饮酒习俗为由提出异议，甚至说：“喝酒是土家族的风俗，你不了解。”
陈行甲没有把问题停留在争论上，而是从县直机关试行，再逐步推广。不得不说，治理作风最难的部分，往往不是写规定，而是让规定真正碰到熟人社会中的面子、人情和利益。
他也没有把反腐当成全部工作。巴东山高路远，群众办事往返一趟，有时要花掉大半天。陈行甲推动修路，并提出让群众办事尽量不出村。起初有人认为山区搞信息化“不现实”，试点运行后，巴东将21个部门的87项行政审批服务纳入网络平台，村民可以在村里办理部分事项。
扶贫工作同样从细处落脚。2011年12月，巴东县推动副科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后来形成1422对帮扶关系，直接涉及4000多名困难群众。陈行甲还多次到偏远村寨走访，了解饮水、道路、住房和就业等具体难题。
他出生在湖北兴山农村，母亲只读过两年书，却很早教会他一个朴素道理。邻居来借盐时，孩子觉得对方总借不还，母亲却说：“不到活不下去，谁会来借盐吃？”
这句话影响了陈行甲对基层群众的判断。贫困不是懒惰的同义词，求助也不是占便宜。正因如此，他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格外敏感，对干部借公权谋私更难容忍。
有意思的是，群众送来的礼物中，他并非一概拒绝。普通百姓送的豆腐乳、土特产，只要价值不高、没有利益交换，他会接受；至于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礼品，则直接退回。界线看似简单，真正执行起来却需要长期自律。
在发展思路上，陈行甲把旅游作为巴东脱贫的重要方向，推动改善城区环境、道路和公共设施，还写下《热恋巴东》。不过，建设成绩并没有改变他后来离开的决定。
2016年年底，任期届满前后，陈行甲辞去巴东县委书记职务，发表《再见，我的巴东》。外界曾猜测他会获得进一步提拔，但他最终选择离开体制。至于这份选择，既有个人对职业道路的判断，也有长期高压工作留下的现实考量。陈行甲在巴东留下的，便是那段以查案、扶贫、修路和治理并行展开的五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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