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8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毕业生苏承业离开校园，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女兵。就在不久前，她还拿到了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本准备走进北大校园，人生方向却在报到前突然改变。
那年夏天，学校教导处通知她返校。十几名毕业生被集中起来，教导主任说明情况：根据部队建设需要，大家将改入解放军外语院校学习，也就是后来的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
消息来得很突然。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还在手里，军校通知却已经摆在面前。回家后，她把事情告诉父亲，原以为父亲会替她惋惜，没想到老人只说：“你是团支部组织委员，要服从组织安排。”
父亲本人当了一辈子兵，又补了一句：“军队这个熔炉，不一定比地方大学差。部队把我从泥腿子培养起来，你子承父业，有什么不好？”
这番话并没有华丽辞藻，却让她作出了决定。大学梦暂时放下，军校生活就此开始。
入伍教育并不浪漫。第一课是走正步，队列训练稍有不齐，整排人就得重新来过。白天练操时，她们走出过动作混乱的“同花顺”；夜间拉练，有人把军裤穿反，疲惫中也免不了一阵尴尬。
军号一响，生活立刻有了节奏。起床、吃饭、集合，全都按口令进行。乘坐火车外出时，她还会给乘客倒水，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那些看似琐碎的动作，实际是在训练军人的纪律和为民意识。
1965年6月，部队换发新的制式军装。红帽徽、红领章戴在身上，她感到自己不再只是一个刚离开中学的学生，而是肩上有了明确责任的解放军战士。父亲送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母亲送的学雷锋日记本，也一直放在她身边。
入党问题曾让她认真思考过一阵。李指导员找她谈话，说党支部准备培养她入党。她连连摇头：“我还不够格，没经过真正考验。”
指导员没有简单批评，只提醒她，入党不是领取荣誉，而是选择一种信仰和责任。一个人若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就应当主动接受组织考验；若只把党员身份看作光环，反而失去了本意。
这次谈话改变了她的认识。不久，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军校里的民主生活，也让她第一次具体感受到党内平等和监督的含义。
一次支部会议上，老干部马主任带女儿来到教室。苏承业当场提出批评，称其不该在工作时间把孩子带进来。马主任没有摆领导架子，只说接受意见，并提醒她：“党内要互称同志，不能因为职务不同就分出高低。”
这件小事给她留下很深印象。后来，学员宿舍的保温墙发生煤气泄漏，几名学员轻微中毒。年底民主会上，大家对后勤工作提出尖锐意见，相关负责人也必须当面听取。那种不回避问题的做法，使她明白，组织生活不是走过场。
1965年9月，全军院校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她和几名同学被派往河北赤城县后楼工作队，第一次真正走进农村，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普通农民的生活。
后楼村距县城约40里，条件相当困难。房东老人年过半百，老伴早已去世，家里还有13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一家人甚至只有一条完整的裤子，孩子常用破麻袋遮身，女儿因为衣物缺乏，常年不愿出门。
派饭时，常常只有稀粥和米汤，碗里很难见到油星。她原先生活在城市，初到农村时受到的冲击很大。父母过去常说“不要忘了人民是你的父母”，到了这里，这句话不再是书本上的道理，而变成了眼前的日子。
她和社员一起打井、挖沟，寒冬里也参加劳动。看到孩子冻得发抖，她把自己的绒衣裤送了出去。身上长虱子，起初很不习惯，后来也只能在睡前脱衣清理。一次到县城开会有馒头吃，她一口气吃下七两，连自己都觉得意外。
“四清”使这个曾经被家人呵护的城市姑娘，真正踩进了乡村泥土。1966年6月，工作结束，她回到学院，所受的影响却没有结束。
三年后，她被分配到空军某医院担任护理员，日常工作包括打扫卫生、给伤病员打水洗漱。事情细碎又辛苦，但她没有挑拣岗位，带着护理小组把工作做得扎实，逐渐得到伤病员和战友认可。
1970年10月，她被单独复员。那一夜，她几乎没有合眼。离开军营的打击很重，但她没有停止学习，把大量时间用来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试图从书本中理清思想和方向。
1972年5月，空军为她落实政策。由于部队急需外语干部，她重新戴上红帽徽、红领章，开始第二段军旅生涯。组织原本可以把她留在北京机关，她却主动要求下基层，前往条件艰苦的沂蒙山区。
那里的营房在高山上，值班地点设在山洞库区。每天沿着崎岖山路攀爬，几百米的高差，走一趟就气喘吁吁。没有电视，几个月才能看一次电影，单调生活并没有冲淡战备责任。
儿子出生后，她仍在山里坚持工作，直到孩子11个月大，才离开那座营房。1986年调到南京后，她负责的外语和敌情资料工作逐渐成熟，多次在“敌情通”比武中获奖。
她先后编译数十篇敌情报告，翻译外军动向资料，并为军区空军撰写、编译上百万字专业材料，逐步成为空军外语技术骨干。1997年离开工作岗位时，最让她难忘的，并不是某一次比赛，而是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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