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年春，陇右，蜀汉大军突然出现在魏国意想不到的方向。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一度响应，关中震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并非毫无进展，真正让战局急转直下的，不是正面硬碰硬，而是街亭失守。
街亭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像一枚楔子，卡在蜀军进退和粮道之间。诸葛亮派马谡驻守，要求据险扎营，马谡却舍弃水源，登山布阵。魏将张郃抓住机会断其水道，蜀军很快溃散。诸葛亮随后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最有希望的一次突破，就这样被撕开了缺口。
马谡并非庸才。他熟悉兵书，善于分析局势，也长期在诸葛亮身边任职。问题在于，纸面上的判断，不能直接等同于战场上的决断。刘备临终前曾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这句评价后来被街亭一战印证。
有人问：“为何不用魏延、王平？”
诸葛亮没有留下这样的直接回答，但结果已经说明，关键据点交给缺乏独立作战经验的人，风险太大。王平当时虽是副将，却及时收拢残兵，保存了部分力量。对比之下，马谡败后离开战场，蜀军的损失便不仅是一个据点。
街亭失守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上疏自贬三级。这一处理维护了军纪，却无法挽回战略机会。陇右三郡的动摇、魏军的仓促调动，都因蜀军后方被截而迅速消散。诸葛亮的问题，不在于完全不会识人，而在于关键岗位上的判断，受到了亲近关系和才能印象的影响。
毛泽东谈论诸葛亮时，常把街亭作为用人问题的典型，也指出蜀汉军事运作中“事必躬亲”的弊端。诸葛亮既是丞相，又是最高军事统帅，粮饷、政务、军令几乎都要过问。蜀汉人才确实少于曹魏，但魏延、王平、姜维等将领并非不能担当，长期由一人包揽，反而限制了他们独立领兵的机会。
这不是说诸葛亮不该亲征。蜀汉地处益州，兵力和物资都有限，主帅坐镇前线有利于统一号令。可问题是，亲自统筹与亲自替部下做决定，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能够集中力量，后者容易让整个军事系统围着一个人的判断运转。一旦主帅病重、判断迟缓，军队就很难保持弹性。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已经五十三岁，按古代虚岁计为五十四岁。长期劳顿、军政交织，对身体消耗极大。234年，他率军由斜谷出兵，屯驻五丈原，与司马懿隔渭水对峙。蜀军始终没有等来决定性突破，诸葛亮最终病逝军中，北伐随之收兵。
另一个更深的症结，是蜀汉从一开始就承担了不匹配的战略目标。《隆中对》设想荆州、益州两路并进，待天下有变，再共同出击。可是关羽失荆州、刘备败于夷陵之后，蜀汉已经失去荆州这个东出通道。诸葛亮后来北伐，基本只能依靠汉中一路向北，原来的双向夹击变成了单线进攻。
从汉中到关中，山路漫长，运输艰难。蜀军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粮道延长的代价；魏军则能凭借关中和陇右的交通条件，持续调兵。诸葛亮即便在卤城取得胜利，也很难把局部战果迅速变成全面突破。冷兵器时代，粮食比兵器更能决定军队能走多远。
陈仓之战也说明了这一点。228年冬，诸葛亮第二次北伐，进攻陈仓，魏将郝昭凭坚城固守。蜀军兵力占优，却没有迅速拿下城池，等到粮尽，只能撤退。城防、补给和时间三者叠加，令蜀军的优势不断缩水。诸葛亮善于组织，却无法凭个人能力改变地理与国力的硬约束。
毛泽东重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反对在力量不足时铺开过大的战线。以蜀汉的实力，若同时追求陇右、关中乃至长安，确实容易出现“处处用力，处处不够”的局面。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集中兵力的道理，而是蜀汉必须不断进攻，才能牵制魏国、争取战略空间，这使他的选择始终受到现实逼迫。
因此，诸葛亮北伐屡次受挫，既有三个可以检讨的环节：用人过于谨慎而又偶有失误，军政权力过度集中，战略构想与蜀汉实际国力不完全相称；也有无法绕开的客观困境。曹魏占据中原，人口、粮食、兵源远胜蜀汉，司马懿采取坚守消耗，正好避开蜀军锋芒。
诸葛亮在世时，蜀汉尚能保持进攻姿态。234年秋，五丈原军中传出丞相病逝的消息，蜀军依照部署撤回汉中，魏军也未敢贸然追击。北伐没有成功，却并非毫无成果：它牵制了魏国主力，稳定了蜀汉政局，也让诸葛亮以有限国力维持了长期抗衡。只是对一个必须取胜才能改变格局的弱国来说，局部胜利终究不足以抵消长期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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