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外，谭友林拿到少将任命通知时，没有表现出意外。对这位长期在一线带兵的将领而言，这个结果虽有遗憾，却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真正让授衔工作出现波折的，是八位熟悉他经历的老战友联名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八个人中，有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五位上将，也有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三位中将。他们并不是单看谭友林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而是认为，若把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放在一起衡量，少将二字恐怕压低了他的历史资历。
当时主持评衔工作的，是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1955年授衔并非简单按照职务高低排列，而是综合考察革命资历、部队级别、战争贡献、担任职务的稳定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实际岗位。人员众多，情况复杂，出现争议并不奇怪，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把事实重新摆出来核对。
谭友林1916年出生于湖北江陵一个贫苦家庭。14岁参加革命后，他曾进入洪湖苏区军政学校学习。由于年纪小、个头也不高，组织一度准备让他回游击队锻炼。途中，他遇到了曾经教过自己的段德昌，得以留在部队，从基层工作做起。
洪湖苏区开展肃反时，谭友林因为先后给几名干部当过警卫员，也被牵连进去。按照当时的审查结论，他一度面临严重危险。贺龙了解情况后出面保下了这个年轻人。据有关回忆，贺龙说：“一个洪湖边上没有爹的苦娃子，能是什么改组派？”这句话，替谭友林留下了性命。
被保下来之后，谭友林没有离开队伍。他把这份恩情放进了行军和作战之中。到1935年，他已经担任红二军团第五师政委，年仅19岁。第五师后来参加长征，承担过开路和作战任务，谭友林与师长贺炳炎相互配合，逐渐显露出带兵和做政治工作的能力。
他的资历，还不只是一个年轻的师级干部。1935年4月，谭友林在战斗中右臂中弹，简单包扎后仍留在阵地指挥。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弹头没有及时取出。红二方面军长征期间，伤口感染，右臂一度化脓，情况相当危险。
贺龙得知后，要求尽力救治。后来，谭友林到陕北学习时，贺龙又写信请周恩来设法帮助。周恩来见到他，先问：“你们的谭政委在哪里？”谭友林回答：“周副主席，我就是谭友林。”周恩来这才发现，眼前的政委竟是一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在周恩来安排下，谭友林到西安广仁医院接受治疗，右臂里的弹头终于被取出。周恩来还询问他年纪轻轻如何让战士信服，谭友林答道：“主要靠组织。”这个回答让周恩来颇为认可。伤病得到处理后，谭友林重新回到部队，先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八路军部队中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旅长等职。1944年，他在延安与羡汝芳结婚。羡汝芳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婚事由陈赓等人促成，周恩来夫妇还腾出窑洞供新人使用。这段经历很有生活气息，却不能替代军事实绩；谭友林真正被老战友看重的，仍是多年作战和带兵的履历。
抗战胜利后，谭友林进入东北战场，长期担任师长。四野南下时，他升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在解放战争后期，他虽然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在野战军总部和兵团一级的职务履历并不突出。评衔人员依据制度核定，遂将他列为少将。
八位老战友提出意见后，罗荣桓重新调阅了谭友林的档案。早年红军时期的师级经历、长征中的职务、负伤情况，以及长期在一线部队工作的事实，都被重新纳入考量。罗荣桓看完后承认：“确实是我们的错，可以给他改授军衔。”
这句话并非轻易说出。授衔方案经过反复研究，牵涉数以千计的干部，轻易改动会影响整体秩序。不过，谭友林得知可以改授中将后，却没有接受。他表示：“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能授予少将已经很知足了。”
于是，授衔结果没有改变。那枚少将军衔，既记录了制度核定中的取舍，也留下了一位老红军对牺牲战友的掂量。晃动在个人名次之间的，不只是军衔高低，还有一个从洪湖岸边走出来的年轻战士，对自己走过道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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