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李光耀有过一个担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基因，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断层，改革开放最终要过文化这道关，这是个问题。
四十多年过去，这个问题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官与民，或者说封建时代的公与私，本质上是一个身份社会的标识，官为尊，民为卑。现在我们不谈官家了，不谈官营了，不谈官窑了，而表述为国家、国企，公有，这当然是时代意义上的根本不同，但有一个东西没改，这就是李光耀说的来自儒家传统的身份社会的标志。
身份标识看起来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但影响是深刻的。因为身份社会与市场经济难以耦合。
市场经济是自发秩序，哈耶克说它是自由的，说的就是相对身份社会的自由。同样是炸油条，不会因为你是退休老干部，油条就可以卖得比王二麻子的贵。它必然是契约社会，而不会是身份社会，打着身份印记的官僚资本说到底是市场竞争环境的熵增。
市场经济的公，可以理解为社会，而不会是政府，也不会是狭义的国家；而市场经济的私，不是公的对立面，而是公的合成因子，是从自利到利他，从无序到有序的伟大的跃迁过程，因为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它是市场经济自在的平衡机制，是实然的，不是谁设计出来的，它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论支持。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写道："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
什么意思？
意思是私人老板都是自私的（确切地说，批评私人老板自私的人，一般地说来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人，因为他们不但自私，而且还不允许别人自私），屠夫卖肉给你，不是因为他爱死你了，是因为他想赚你的钱。但他想赚钱，就必须给你好肉——因为在市场经济里，消费者才是"选民"，用钞票投票，不合格的屠夫会被选下去。
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促成了他原本没打算促成的社会利益。它跟道德无关，是系统机制。
所以，在市场系统里，钱从来不是目标，是结果。把结果当目标去骂的人，往往连结果都没有。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在特定的传统文化背景中，社会用尊卑前置了，人们不是按社会贡献率、按效率、按创新去定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取向，而是以所有制为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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