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前后，海军机关的一间办公室里，干部政策和群众运动交织在一起。李作鹏、张秀川都身处海军领导层，却并不是外界所想的那样始终步调一致。
1962年，为加强海军领导班子建设，中央军委调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两人一军政，分别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很快成为海军日常运转中的重要人物。
当时的海军，既有老领导，也有新力量。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原有党委成员陆续受到冲击，海军重新形成了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人为核心的领导格局。因为经常共同处理问题，外界便习惯把三人看成一个整体。
有意思的是，三人关系虽近，具体办事风格却并不完全相同。运动全面展开前，他们都强调“突出政治”，在宣传和思想教育上态度鲜明。运动开始后，海军领导层也曾受到批斗，后来在林彪作出批示后，相关冲击才暂时停止。
李作鹏的职务在此后不断增加。1967年，他担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又进入军委办事组，并兼任副总参谋长。军委事务日益繁重，他直接处理海军机关具体工作的时间明显减少，许多事情便交由张秀川等人办理。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李作鹏后来发现，张秀川在几项重要工作上没有及时向海军党委报告，甚至采取了与原先约定不完全相同的做法。对李作鹏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涉及运动中的政策边界和领导程序。
第一件事，发生在海政文办整风期间。张秀川曾向李作鹏汇报过整风设想，李作鹏当时表示可以进行。但在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受审查干部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等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
张秀川在具体执行时支持一方，批评另一方，并对部分干部采取了较重的组织处理措施。有人因此被撤职，有人被扣上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李作鹏得知后认为事态已经超出原来的范围，要求停止这种做法。
“整风可以搞，不能把政策搞乱。”据有关回忆，李作鹏当时的态度很明确，重点就在于不能借整风扩大打击面。
第二件事，涉及海政文化部门负责人王剑魂。有人向张秀川反映，群众对王剑魂有意见，希望组织上进行批评。张秀川随后找到李作鹏请示，李作鹏提出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批评教育为主。
这本来是一个相对谨慎的处理意见。可在执行过程中，王剑魂办公室很快出现大量大字报，措辞也从批评意见逐渐转向敌我矛盾。事态扩大后，李作鹏认为处理方式已经改变，便要求停止批斗。
第三件事更加严重。青岛有人冲击北海舰队潜艇士兵学校，现场秩序失控，并造成流血事件。作为分管政治工作的领导，张秀川此前已经接到报告，却没有及时向海军党委汇报，也没有迅速向舰队布置应对措施。
消息传到李作鹏那里后，他随即召开党委常委会，对张秀川提出批评。军队机关最看重请示报告和指挥链条，尤其在局势混乱时，任何一个环节迟疑，都可能使局面更加复杂。
这三件事看似分别发生在整风、干部处理和突发事件中，实质上却指向同一个问题：运动年代的军队工作，究竟应当怎样掌握尺度，领导之间又该如何保持程序上的一致。
张秀川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考虑。他可能认为，形势紧张，工作必须主动推进；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主动并不等于可以越过党委程序。尤其涉及干部审查、群众组织和武装单位安全时，个人判断一旦代替集体决策，后果往往难以收拾。
李作鹏对此越来越不满，双方矛盾没有立即公开化，却已经影响到海军机关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张秀川甚至差一点被调离海军。只是由于当时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这一调整并未顺利实现。
“李、王、张”这个看似稳固的组合，实际上从来不是没有裂缝。职位上的接近，不能抹平工作理念和处事方式的差别；共同经历过政治风浪，也不代表所有问题都能共同承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李作鹏、张秀川等人都被隔离审查，随后逐渐离开公众视野。此前在海军内部积累的分歧，也不再只是一次次会议上的争执，而成为后来审查和组织处理时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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