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冬，后金汗王努尔哈赤病逝于沈阳附近，诸贝勒齐聚议政。真正决定汗位归属的，并不是某一位王爷单独争夺，而是代善的一次表态。面对阿敏、莽古尔泰等人的角力，代善支持皇太极继承汗位。这个选择，改变了后金政权的走向，也为代善家族日后“一门三王”埋下了伏笔。
清初封爵，不能简单理解为皇帝给宗室分发荣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吸取明代宗藩过度膨胀的教训，对爵位设置了严格区别。凭军功和政绩获得的王爵，可以世袭罔替；单纯因皇族身份得到的恩封，则往往逐代降等。
这套制度之下，清初真正能够长期保有王爵的家族并不多。代善一支却先后出现礼亲王、克勤郡王、顺承郡王三支世袭爵位，而且三人并非旁支偶然获封，而是祖孙父子之间形成了清晰的功勋延续。
代善是努尔哈赤次子。长兄褚英失势之后，他一度成为最有资格承继汗位的人选。努尔哈赤设立四大贝勒，代善位居首位，掌握正红旗、镶红旗，在军政两方面都有相当分量。
代善早年跟随父亲征战，参与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明作战。他并非只会领兵，处理部众、调节贵族关系也颇有经验。努尔哈赤晚年曾对身边人表示，自己去世后，幼子和大福晋阿巴亥所生诸子，可以交由代善照看。这番安排，至少说明代善当时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
但继承汗位，光有军功还不够。代善在处理家事和宫廷关系时出现失误，逐渐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
代善的长子岳托、次子硕托，都是努尔哈赤十分看重的年轻贵族。代善续娶继室后，与前妻所生两子的关系恶化，硕托甚至一度离开父府。代善随后多次以“欲投明”为由，请求努尔哈赤处置硕托。
努尔哈赤没有接受这个请求，反而认为代善失于宽厚。父子之间的冲突，在汗权继承问题上被放大，代善的继承资格也随之受到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后妃与代善之间的某些细节，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后世演义更有添饰，不能尽数当作确证。
皇太极则表现出另一种政治风格。他谨慎、克制，善于观察各方力量变化。代善失去优势后，皇太极获得了更多支持。努尔哈赤去世时，代善没有坚持让自己或其他贝勒上位，而是站出来拥立皇太极。
这一步很关键。皇太极即位后，代善虽然不再是最高权力中心，却没有被清算，反而继续享有崇高地位。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代善被封为礼亲王，成为清初首位亲王之一。
代善的价值，不只在于自己受封，更在于他的子孙继续为清廷立下军功。岳托是代善长子，能征善战，曾参与后金对明作战，也承担过兵部事务。皇太极加强皇权时，对两红旗多有约束，岳托与朝廷之间时有冲突，爵位曾被降黜。
然而，功劳终究没有被抹去。1639年，岳托奉命出征明朝边境，病逝于军中。皇太极得讯后亲往代善府中致祭，并追封岳托为克勤郡王。这个封号并非普通恩赏，而是承认他在军政体系中的实际贡献。
代善另一支的代表，是孙子勒克德浑。其父萨哈璘是代善第三子，早年便参与政务与军事，长于谋划，深得皇太极倚重。遗憾的是，萨哈璘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皇太极后来追封他为颖亲王。
萨哈璘早逝，使勒克德浑很早进入宗室权力范围。皇太极去世后，清廷围绕继承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最终，济尔哈朗提出拥立年仅六岁的福临，代善表示支持，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局面才没有滑向全面冲突。
勒克德浑的经历也曾遭遇波折。由于其父萨哈璘与硕托等人的政治关联，他一度受到牵连，被黜出宗籍。多尔衮掌权后，勒克德浑恢复身份，并随军入关。此后，他在清军攻取中原的军事行动中屡有表现，逐步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有人评价他：“既有父辈的谋略，也有宗室将领的勇力。”这句话虽带有后人概括，却大体点出了他的特点。顺治年间，勒克德浑被封为顺承郡王，并确立世袭罔替资格，成为代善家族第三个延续下来的王爵。
礼亲王来自代善本人，克勤郡王承接岳托的军功，顺承郡王则由勒克德浑在入关及清初征战中重新挣得。三支爵位的形成，既有血缘基础，更离不开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与战场功劳。也正因为如此，代善家族才成为清代宗室中极少见的“一门三世袭王爵”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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