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山东费县南部的山地里，刘黑七带着残部连夜转移。追兵越逼越近，他试图借着黑暗突围，却在逃窜途中被击中。这个盘踞鲁南二十多年的匪首，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刘黑七本名刘桂堂，1892年出生于山东平邑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刘相云靠打更、看庄稼谋生，一家人没有土地，也没有稳定住处。这样的出身，解释了他的困顿，却不能替他后来犯下的罪行开脱。
刘桂堂少年时给地主放羊。羊群越养越肥，家中却常常揭不开锅，他便动起了歪心思，偷偷卖羊换钱。钱到手后又沉迷赌局，很快输得精光，还欠下债务。有人说，他二十岁左右时曾被债主从山崖推下，靠一棵歪脖树捡回性命。此事细节难以完全核实，但他后来逃往青岛避祸，却是多种地方记载都提到的经历。
1915年前后，刘桂堂回到平邑。无业、欠债，又不愿靠苦力谋生，他拉拢林传聚、赵春荣等人进山抢劫，后来又把弟弟和亲族吸收进来。因在结拜兄弟中排行第七，且肤色黝黑，刘桂堂逐渐有了“刘黑七”这个绰号。
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理想，靠的是拦路、绑票、抢掠。刘黑七尤其善于利用乱局扩张势力：地方军阀需要兵时，他便接受招抚；军粮钱财不足时，他又翻脸出走。有人形容他的信条是：“谁给钱粮，就替谁办事。”这句话虽带有民间色彩，却准确概括了他的反复无常。
1923年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山东匪患受到各方关注。孙美瑶被招安后遭处决，刘黑七没有就此收手，反而吸收遣散匪徒，重新聚集武装。此后，他的活动范围从鲁南扩展到苏北、豫东、冀南一带，流窜七省的说法，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
刘黑七最令人畏惧的，并不是队伍人数，而是他对村镇实行的报复性暴力。1928年3月29日夜，费县大泗彦村遭到袭击。地方志记载，村中许多家庭被杀害，另有逃难群众遇难，幸存者寥寥。关于具体人数，不同资料存在差异，但村庄遭受惨重屠杀这一事实，有地方文献和幸存者叙述相互印证。
有意思的是，刘黑七对外凶狠，对母亲却表现出近乎畏惧的顺从。他发迹后把钱粮送回家中，母亲过寿时还大肆操办宴席。民间传说他一生娶过七十二位妻妾，这个数字未必能够逐一查证，却反映出他把婚姻当成笼络关系、扩张势力的工具。所谓孝顺，并没有改变他对乡里的残酷。
为了躲避追捕，他还曾玩过“替身”把戏。据说，刘黑七找来与自己身材相近的人冒充本人，甚至把一名并非亲生的老妇包装成“母亲”，送到北洋军方面充当人质，自己则趁机脱身。此事带有传闻成分，但他频繁使用替身、制造假身份，确实符合其一贯的保命方式。
1930年前后，刘黑七的部众一度扩大到数万人，并先后接受不同军政势力的番号。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所属势力，都曾在特定阶段试图利用地方武装。刘黑七看重的不是政治立场，而是枪支、粮饷和地盘。形势一变，他便立即改换门庭，昨天的盟友很快可能成为今天的追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与日军勾连，成为伪军性质的地方武装，继续在鲁南制造祸乱。日军对这类队伍既利用又防范，逐步削弱其力量。刘黑七察觉不妙，便重新打出抗日旗号，但实际行动仍以掠夺和杀戮为主，并对沂蒙地区的抗日力量进行破坏。
1943年，山东军区决定集中力量清剿刘黑七。部队熟悉山地地形，地方群众也提供了情报和掩护，刘黑七的藏身处不断暴露。同年11月，他安排的替身接连被捕，其中一人供出了真实藏身地点。追击部队随即展开搜索，刘黑七在夜间突围时中弹身亡。至此，这个靠乱世起家的匪首，再也没有机会更换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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