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北京,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正在谈论家族旧事,一句“脏唐臭汉”从人物口中带出,后来竟成了评价汉唐宫廷风气的常用说法。它听起来尖刻,却并不是正史中的朝代定论,更像是后世文人拿道德尺子,对两段强盛历史作出的讥评。

这句话常被认为出自《红楼梦》。曹雪芹写荣宁二府,并不只是写儿女情长。贾府表面钟鸣鼎食,内部却人情倾轧、男女关系混乱,所谓繁华,不过建立在权势与规矩的缝隙之上。

书中人物提到汉唐,并非在讨论制度兴衰,而是在说宫闱秘事。把“脏”和“臭”放在一起,实际是把皇室私生活、男女关系以及伦理冲突,压缩成了一句带有嘲讽意味的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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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臭汉”。

汉代被后人如此形容,主要与宫廷中对男宠的记载有关。西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载,哀帝曾与董贤同寝,董贤醒后压住了皇帝的衣袖,哀帝不愿惊动他,便割断衣袖起身。“断袖”一词,也由此流传下来。

不过,这不能简单说成“汉朝皇帝个个如此”。史书所记,集中在少数帝王和幸臣身上,反映的是宫廷权力结构,并不等于整个汉代社会的普遍风气。把个别皇帝的私密关系,扩大成一个时代的标签,本身就带有后人加工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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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婚姻观念确实与后世不同。女子再嫁并非罕见,寡妇改嫁也未必受到严厉排斥。汉景帝之妃王娡,入宫之前曾嫁给金王孙,并生有一女,后来成为汉武帝刘彻的生母,最终位至皇太后。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汉代礼制正在形成,儒家伦理的影响逐渐增强,但社会实际仍保留着先秦以来较为宽松的一面。婚姻、家族和身份之间,并没有被后世那套严密规范完全锁死。

所以,“臭汉”的“臭”,更多是站在宋明以来的伦理立场上,对汉代宫廷风气的重新命名。它不是说汉朝政治一无是处,更不是否定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等重大功业,而是专门挑出宫廷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加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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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唐”则有另一层来源。

唐朝皇室处在南北朝以来民族交往与文化融合的背景中,北方贵族之间长期通婚,礼俗也不像后世程朱理学盛行后那样严整。李唐皇室与关陇贵族关系密切,家族血缘问题复杂,不能简单用“纯汉”或“非汉”一刀切开。唐代真正重要的,是它继承并发展了中原制度与文化。

但在皇室婚姻方面,确实留下了许多让后人难以接受的记载。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早年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去世后,她又进入高宗后宫,后来成为皇后。单看这段经历,已经与后世严格的伦理观念形成强烈冲突。

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关系,更常被后人拿来说明“脏唐”。杨玉环原是寿王李瑁的妃子,开元二十八年,也就是740年,李隆基先让她出家为女道士,天宝四载,即745年,正式册立她为贵妃。这个过程并非普通婚姻,而是皇权直接介入宗室婚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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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唐太宗纳入后宫的隋朝宗室女子、玄武门之变后对李元吉妻妾的处置,也不断被后世史家和文人议论。必须说明的是,部分细节在不同史料中记载不一,不能把小说化说法当成全部事实,但唐代宫廷礼法屡受权力冲撞,确是无法回避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唐代社会越是开放,后世文人越容易觉得它“失礼”;汉代婚姻与宫廷风气越显宽松,也越容易被后来形成的贞节观念重新审视。所谓“脏唐臭汉”,说到底是后世价值标准投向汉唐的一道影子。

而汉唐真正的历史分量,并不会因此消失。汉代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拓展了帝国疆域;唐代吸收多民族文化,形成兼容并蓄的制度与气象。功业与私德,本来就是两把不同的尺子。把宫闱逸事当成王朝全部,失之偏颇;把盛世光环用来遮住权力失序,同样不是完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