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5日晚，辽宁营口，暂编第58师师长王家善下达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命令：控制城内国民党军政要员，解除其他部队武装，率部转向东北人民解放军。那一夜，营口的归属发生变化，王家善也由一名国民党军少将，成为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
消息传开后，正在东北苦撑的曾泽生颇感意外。他与王家善并非毫无交集，更清楚这支部队的来路。王家善的旧部，许多人曾在伪满军队任职，外界一直把他们视作“杂牌”和“伪军”。这样一支队伍，怎么会做到成建制转向？
答案藏在王家善早年的经历里。
王家善是黑龙江巴彦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东北军黑龙江警备司令部参谋。1935年，他赴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次年与何正卓秘密组织“真勇社”，宗旨是反满抗日。回国后，他先后在伪满军官学校和部队任职，表面上进入日伪军事系统，实际却利用职务发展爱国力量。
这一步非常凶险。
1939年伪满军官学校成立后，王家善出任教授部部长，陆续吸收青年军官加入“真勇社”。这些人后来分布在伪满军队各层，部分掌握着连、营乃至更高层级的军权。到抗战后期，这个地下组织已经发展到两百多人，王家善也因此长期受到日伪方面监视。
1941年，日伪当局借“一二三〇事件”搜捕抗日人员，何正卓被捕。为避免牵连，王家善停止公开使用“真勇社”名义，组织转入地下。表面沉寂，并不等于力量消失。抗战胜利前后，不少成员已经进入军政要害位置，这为后来争取部队提供了条件。
抗战结束后，王家善一度想离开军界。他看得明白，国共冲突若继续扩大，手里的枪迟早会被推上战场。何正卓曾送给他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读完后，王家善对身边人说：“国民党这条路，恐怕靠不住；共产党那边，又没有熟人。”
他没有立即作出选择。
阴差阳错之下，王家善被杜聿明重新启用，先任长官部少将高参，后于1946年负责重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凭借旧日人脉，他很快收拢了一批部下，队伍扩充到上万人。但国民党方面始终对他不放心，常派嫡系军官插手指挥，甚至把他的部队拆散使用。
这种处境，让王家善十分憋屈。一次，部下林春武借着酒意发火：“你们要撤换王师长，就是逼着我们去当八路军！”这句话虽然冲动，却反映了非嫡系部队的真实心态：既不被信任，也不愿替别人充当消耗品。
王家善后来被改编为独立第九师，实际受新六军第十四师牵制。1947年，东北战局变化，国民党军转入重点守城。上级原想让他到辽河一带打游击，他不愿把多年积攒的部队白白消耗，主动要求驻守营口，部队随后改称暂编第58师，归第52军指挥。
营口看似偏远，实则成了王家善观察局势的窗口。
他曾对女婿李殿儒说，真正起义不能只看一时胜负。部队刚打了胜仗，官兵有骄气，军饷又因通货膨胀显得“丰厚”，此时贸然行动，很可能只带走少数人。王家善判断，必须等到营口成为孤立据点，外部压力足够大，部队才会真正形成共同选择。
这份谨慎，也保护了地下力量。
一次，廉荣春、乔遇春等人试图发动中下级军官，逼王家善表态，结果事情没有成功。王家善得知后没有将他们交出去，只是责备道：“现在动手太早，出了事，大家都要掉脑袋。”随后，他对外发布通缉，暗中却设法保护这些人。
1948年初，辽阳战事推进，王家善意识到营口难以久守。东北局有关方面一面加强军事压力，一面通过石迪、刘风卓等人做工作。师内军官也召开会议讨论去向，撤往锦州、退入关内等意见都有，起义并非水到渠成。
关键时刻，老部下梁启章站了出来：“我们跟着师长多年，听你的临机决断。”王家善沉默许久，终于表态：“既然诸位信任，我就带大家走一条有前途的路。”
2月23日，王家善派王凤祥、刘风卓出城谈判。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代表东北民主联军提出条件：部队保留建制，官兵既往不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起义后按相应待遇安置，并要求尽快行动。
王家善原想等部队补给到位后再起义，甚至希望把武器、粮食和船只一并带走。吴瑞林没有答应：“补给是小事，起义是大事，不能因小失大。”双方遂确定2月25日晚7时行动。
当天下午，王家善召集连以上军官，约九成官兵表示同意。随后，他以召开城防会议为名，控制了市长袁鸿逵、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交警第三总队长李安等人。晚上7时，暂编第58师控制营口，并发出三发照明弹，与城外部队取得联络。残余守军抵抗了约9个小时，最终被肃清。
这不是一场仓促倒戈，而是多年积累、反复权衡后的军事选择。1948年5月16日，王家善部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后来统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王家善保住了队伍，也让曾泽生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几个月后，长春守军内部局势继续恶化，曾泽生率第60军于1948年10月17日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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