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昆明绥靖公署，云南省主席卢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昆明市警察局长曾恕怀面对一份处决名单。名单上列着杨青田、张天放、马伯安、陈复光等人，人数多达200名。毛人凤要的不是审查，而是一个“准”字。
这份名单，来自此前昆明的大逮捕。卢汉9月8日从重庆返回昆明后，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随即抵达，沈醉也调动云南站力量配合行动。9月9日至11日，省政府、省参议会、学校、工厂和报馆相继有人被捕，进步报刊被查封，城市气氛骤然紧张。
蒋介石在重庆要求卢汉整肃云南，内容包括逮捕所谓“通共分子”、查封报馆学校、改组省政府，并对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采取军事行动。卢汉表面应承，心里却清楚，若真按这套办法执行，云南必将陷入更大混乱，自己也会被牢牢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
毛人凤拿着名单找到曾恕怀，要求警察局盖章。曾恕怀不敢承担责任，只得推说警察局没有处决权限，请他去找卢汉。两人随后来到绥靖公署，卢汉没有立刻翻脸，反而笑着说：“名单拿来，我来处理，章照盖。”
曾恕怀听完，心里一惊。毛人凤却颇为得意，以为卢汉已经就范。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恰恰藏在“处理”二字里。卢汉既没有签署批准，也没有让处决程序真正启动。
十天过去，毛人凤再次催促。卢汉换了说法，认为人数太多，杀戮过重，刚接任绥靖公署主任，不能让昆明遍地血光。保密局只好把名单减到120余人，卢汉仍不点头。后来人数减到40人，他又要求军法部门逐人复查。
这不是简单拖延。卢汉开始点名追问：“这个人的罪证在哪里？那个案子的证据是否完整？”毛人凤想用“共党负责人”“学运领袖”等帽子压过去，卢汉便要求顺藤摸瓜查清楚。案件一旦进入复查，原本准备迅速执行的命令便失去了速度。
毛人凤在昆明坐镇一个多月，始终等不到卢汉的签字。11月3日，李宗仁到云南巡视，卢汉借机请他对被捕人员从宽处理。李宗仁批示后，卢汉便以此为依据，将此前被捕人员陆续释放。毛人凤后来再次要求把人抓回去，卢汉干脆称病不见。
有意思的是，卢汉的周旋并非临时起意。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东北军区派原滇军军官张秉昌返回昆明，向卢汉说明长春起义和辽沈战役的情况，并转达争取云南和平转变的意见。卢汉最担心的，是自己过去镇压民众和同边纵交战的经历会被追究。
张秉昌告诉他，共产党的政策是区别对待，若能在关键时刻起义，就属于起义将领。卢汉仍有顾虑，但解放军迅速向西南推进，使他明白蒋介石已经难以挽回败局。卢汉后来对妻弟龙泽汇说：“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成定局，还是争取起义，保境安民。”
5月，龙泽汇通过旧识朱家壁，同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取得联系，双方在寻甸磨盘寺秘密会谈。卢汉方面提出，希望边纵配合云南部队对付国民党中央军。边纵则传达中央意见，希望卢汉把握时机，避免云南陷入大规模战火。随后，卢汉又通过代表同北平方面沟通，并陆续转交武器、弹药和被服。
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卢汉若能在解放军进入云南时起义，云南便可争取和平解决。这个信息让卢汉吃下了定心丸。此后，他一面扩编云南保安部队，一面设置昆明警备司令部，统一军队、宪兵和警察，实行戒严，控制交通、邮电和机场，为关键时刻掌握昆明做准备。
蒋介石并没有看出卢汉的真实打算。11月，重庆解放后，国民党残余机关和部队试图撤入云南。张群多次来昆明，要求卢汉腾出地盘。卢汉一会儿提出迁移费，一会儿索要武器装备，始终不作明确答复。表面是在讨价还价，实际是在争取时间。
沈醉察觉异常，向毛人凤报告。保密局随即准备对卢汉采取强硬措施，甚至在卢公馆附近布置机枪和伏击点。昆明城内，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较量已经不是口头上的进退，而是生死攸关的最后博弈。
1949年12月9日，卢汉借张群再次抵达昆明的机会，提前调动部队，扣留机场运输机，封锁交通，并以召开会议为名，将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召到公馆。警卫营进门时，龙云青喝道：“举起手来，不准动！”会场很快被控制，张群也被隔离。
当晚10时，卢汉下令云南起义。12月10日上午，他在五华山宣布云南正式脱离国民党统治，向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电。那份曾经摆在毛人凤手中的200人名单，最终没有变成行刑令。昆明的局势，也由一场大规模整肃，转向了云南和平解放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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