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北平西城一间私人诊所里，曹纯之陪着一名“重病患者”敲开了孟大夫的房门。屋里没有异常，病人也没有露出破绽，真正引起曹纯之注意的，却是办公桌左侧那个没有上锁的抽屉。
孟大夫取出诊疗器时，抽屉被顺手拉开。曹纯之扫了一眼，发现抽屉底部糊着一层崭新的牛皮纸，颜色和周围明显不同。他没有立即追问，只把这个细节牢牢记在心里。
这份敏锐，并非凭空而来。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保密局留下的潜伏力量并未一夜之间消失。有人混入接收部队，有人改名换姓藏进市民当中，也有人借职业和社会关系继续传递消息。技术纵队成员受过射击、爆破、暗杀、秘密联络等训练，身份又经过层层掩护，查起来十分棘手。
1949年，杨奇清任中共中央军委公安部副部长，负责指导相关反特工作。他把任务交给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内勤股长曹纯之。曹纯之因小时候患天花，脸上留下许多麻点，外表显得冷峻怪异，熟悉他的人却知道，此人心思缜密，钻研案情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
杨奇清没有让他急着抓人，而是要求先从材料中找线索。杨奇清说：“别只盯着密档，普通文书里也可能藏着关键东西。”这句话，后来成了破案的转折点。
曹纯之带人翻查国民党时期的军校名册、训练班同学录、户籍资料和地方档案。看似零散的姓名，经过籍贯、履历和社会关系的拼接，逐渐显出了轮廓。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的部分成员，终于有了可供追查的真实背景。
一名知情人王雨田投递的材料，又补上了重要缺口。他称，技术纵队中约有一部分人改名后混入国民党军队，北平解放后以起义人员身份留在部队；另一部分则散入社会，继续隐蔽活动。掌握军中潜伏人员名单的，是一个绰号“老疤”的人。
“老疤”这个称呼，曹纯之曾在旧同学录中见过。顺着原名追查，他在一间照相馆找到了一张发黄的全家福。照片中的人物，成了确认身份的重要依据。杨奇清随即安排有关方面处理军中线索，曹纯之则继续追查社会上的潜伏人员。
此时，线索指向了一个名叫江洪涛的会道门头目。江洪涛在北平及周边地区信徒不少，表面上谈玄论道，背后却同一些旧人员保持来往。曹纯之没有贸然动手，而是派人接近，耐心观察其言行。
几名侦察员进入组织后，江洪涛始终没有露出明显破绽。曹纯之一度准备撤回人员，杨奇清却提醒他：“毒蛇不吐信子，不能急着收网。”于是，曹纯之决定亲自试探。
他故意把自己装扮成粗鲁、急于立功的地方干部，见到江洪涛便摆出崇拜姿态，声称愿意拜其为师。江洪涛见他外表莽撞，似乎容易操纵，便先写下两个所谓特务的姓名和住址。
调查发现，这两人只是普通雇工，早年曾被亲戚以钱财拉拢，填过一张调查人员登记表，却从未真正提供情报。曹纯之没有拆穿江洪涛，反而带着礼物登门，故意表示两人已经被“拿下”，并请江洪涛继续指点。
江洪涛果然上钩。他写下两串名单，一串说是潜伏人员，另一串则称已经停止活动。曹纯之判断，前一串很可能是江洪涛借机栽赃，后一串反而更值得注意。于是，他对前一串名单大张旗鼓地调查，对后一串名单暗中监视。
局面一松一紧，江洪涛逐渐放下戒心。他又抛出一条消息，诬称吴佩孚家中藏有武器，准备组织暴动。曹纯之到西城铁炉胡同核查，发现吴家并无异常，反而从吴佩孚儿子的叙述中得知，江洪涛曾拉拢他加入保密局，还曾威胁恐吓。
吴家提供的另一条线索，指向一名马姓药商。此人以经商为掩护，频繁出入牛街一间私人诊所，诊所主人正是孟大夫。曹纯之派人跟踪调查，又从已经抓获的人员口中得知，马姓药商可能是西城区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孟大夫则掌握另一部分潜伏名单。
侦察工作不能只靠口供。曹纯之决定进行一次化装查探，亲自确认诊所是否存在秘密文件。那天夜里，抽屉底部的牛皮纸让他产生了怀疑，但现场不便动手，只能暂时撤离。
行动获准后，公安人员控制诊所，重新检查那个抽屉。揭开表层牛皮纸，下面还有一层较旧的纸。曹纯之用显影药水处理，纸面上逐渐浮出一行行姓名。
名单终于现身。
将这份名单与江洪涛交出的名单对照，真假立刻分明。江洪涛并非不知道情况，而是故意隐去更重要的人员，企图借公安机关之手清除对手，同时保住自己的关系网。
收网当晚，江洪涛竟穿着浅米色长衫，拄着文明杖，主动来到曹纯之处，声称带来一支钢笔祝贺破案。他刚抬手，曹纯之便按住了他的手腕。那支“钢笔”并非普通文具，文明杖也暗藏机关。
曹纯之厉声说道：“老妖道，到了这一步还想动手吗？”
江洪涛被当场控制。随着抽屉名单、口供和社会关系相互印证，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在北平的潜伏网络被逐步清理，这起持续追查多时的案件也由此落下了关键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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