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北京，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邱会作面临一次出人意料的调动。周恩来、李富春有意将他调往国家经济建设部门，担任副主任。对一名长期在军队工作的干部来说，这并非普通岗位变动，而是人生方向的重新选择。
邱会作没有立即表态。组织上的考虑很实际：国家进入全面建设时期，财经、物资和工业管理都需要熟悉战争年代经济工作的干部。邱会作年轻，精力充沛，既懂军队后勤，又接触过财政管理，确实是合适人选。
但他心里有另一层想法。几十年军旅生涯，使他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而且相比机关经济工作，他更熟悉军队系统，也更愿意在军队中继续做事。安排他赴苏联考察，某种程度上也是让他进一步了解国家建设和经济管理，回来后再作决定。
考察归来，邱会作把真实想法讲了出来：不愿离开部队。
这件事传到罗荣桓那里，老上级没有简单地劝他服从调动，而是结合他的经历，向周恩来说明，邱会作留在军队或许更能发挥作用。罗荣桓曾长期主持军队政治工作，对干部的性格、专长和成长轨迹都很熟悉。他的意见，自然有分量。
周恩来并不是不了解邱会作。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邱会作就在供给系统工作，做过会计、统计等具体事务，接触过部队供给和军需数据。那时的红军条件极为艰苦，粮食、被装、经费，每一项都关系到部队能否行动。会算账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要能在困难中把事情办成。
1936年红军主力东征后，周恩来在陕北军委后方留守处工作，邱会作也留在这一系统。周恩来曾让他协助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筹集看似琐碎，实际牵涉地方关系、运输能力和部队部署。邱会作处理得较为扎实，也因此被周恩来进一步注意。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军委供给部部长，工作范围扩大。李富春负责财经工作时，对邱会作的能力较为认可，两人在工作中往来密切。李富春曾要求他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商量，邱会作也常就物资、经费和供给制度等问题请示。军队财经工作不能只看数字，背后还连着根据地建设和部队战斗力。
1939年，邱会作曾奉派承担山东方面的财政经济工作。原本的安排，是让他在较短时间内打开局面，但途中因形势变化，未能按原计划前往山东，后来改赴华中，在彭雪枫部队工作。这样的变动，反而使他接触到根据地一线的实际情况。到1943年返回延安后，他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有意思的是，邱会作此后并没有一直沿着后勤、财经干部的路线发展。解放战争爆发后，他转入作战部队，承担政治工作，随部队经历了多年战争。后勤干部走上作战部队领导岗位，并不轻松，既要懂军事指挥，又要处理部队政治和组织事务。几年的战场历练，使他的工作范围和领导能力都发生了变化。
1954年，邱会作重新调任总后勤部工作。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已经由战争时期转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后勤部门的任务更加复杂。武器装备、被装供应、交通运输和财务制度，都需要按照新的要求整顿。邱会作虽然有后勤经验，但从个人兴趣看，他对政治工作和作战部队仍有偏爱。
军队干部中，愿意到前线部队的并不少，愿意长期做后勤工作的却相对有限。后勤不显山露水，责任却很重，出了问题往往牵动全局。邱会作能够在多个岗位之间转换，正说明他并非只熟悉某一项具体业务。
调动问题迟迟没有按照原计划落实。罗荣桓出面说情后，组织上没有简单为他安排一个军职，而是让他先到中央党校、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这个安排颇有深意：既保留了他在军队系统中的发展可能，也让他补充理论和军事知识，为以后承担更重的工作作准备。
1959年，邱会作重新进入总后勤部领导岗位，接替相关职务。这个结果连他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论资历，军队中并不缺少经验丰富的后勤干部；但从年龄、财经经历、后勤基础以及作战部队历练来看，他的条件形成了较为特殊的组合。那次没有离开部队的选择，也因此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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