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北京医院病房里，罗东进连夜赶到父亲罗荣桓的病床前。此时的罗帅已经病得很重，因缺氧手和嘴唇发紫，刚刚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却不是询问儿子路上辛不辛苦，而是责问他为何没有请假便返京。

罗东进原本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接到父亲病情加重的通知后，他立即动身回北京。按常情，父亲病危，儿子回家探望并不过分，可罗荣桓得知后，脸色却沉了下来。他吃力地问：“为什么没有放假就回来了？”

儿子红着眼睛解释，其他同学遇到父母病重，也可以请假回家。身边的医生和护士也替他说了几句。罗荣桓仍然摇头，提醒道：“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对自己应该要求更严格。”

这句话并非临终前才有。罗荣桓一生都把干部子女的教育看得很重。在他看来，父母的职务不能变成孩子的特殊通行证，更不能让孩子因为家庭条件而脱离群众。干部子弟若习惯了照顾，往后便容易把个人方便当成理所当然。

罗东进幼年时，曾被送到山东老乡家中寄养。那是抗战时期，罗荣桓率部在山东开展工作，孩子跟随部队行动并不现实。老乡用粗粮把他养大，给了这个革命家庭实实在在的帮助。后来，罗东进戴着捡来的破防毒面具在街上玩耍，吓哭了乡亲家的孩子。

罗荣桓听说后没有一笑了之，而是把儿子叫到面前，严肃指出，老乡曾经照料他，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便忘记群众，更不能拿战争遗留物品去惊扰别人。年幼的罗东进未必立刻懂得大道理，却记住了父亲的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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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约束还发生在乘车问题上。罗东进和妹妹上学时，平时住校，周末乘公共汽车回家。有一次放学太晚，家里派车去接，罗荣桓知道后当即制止。他认为公车是工作用车，不是接送子女上学的专车，孩子也不能因为父亲的身份而多占一分方便。

有意思的是，罗荣桓对孩子严格，对身边工作人员却十分宽厚。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司机误以为会议会持续很久，便暂时离开。会议提前结束，罗荣桓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司机赶回来后惶恐不安，他没有训斥，只询问对方去了哪里。

这种宽厚不是没有原则。罗荣桓对工作人员的疏忽能够体谅，对子女的特殊化倾向却格外警惕。因为他清楚，普通人的一次方便，可能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干部子女反复享受方便，则可能慢慢形成与群众不同的心理位置。

罗荣桓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他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古田会议前后，他曾向毛泽东反映部队中打骂战士的现象，推动了反对肉刑、尊重士兵的纪律要求。后来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他处理军政关系，靠的不是声势，而是调查、耐心和实事求是。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于1939年奉命进入山东。那里敌情复杂，地方关系交错，部队建设也并非一蹴而就。他在山东坚持多年，把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山东换上罗荣桓，全局的棋就活了。

长期艰苦工作损害了他的身体。1946年，罗荣桓赴苏联治疗，病情稍有缓解，仍牵挂国内战事，后来返回东北投入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承担军队建设和政务工作，生活上却尽量不搞特殊，住房、出行和子女教育都反复强调朴素二字。

1963年12月，尿毒症使他的身体承受着极大痛苦。那时医疗条件有限，腹膜透析需要反复向腹腔注入并抽出生理盐水，腹部胀痛难忍；进食也常常引起呕吐。罗荣桓却坚持把饭一口口咽下去，偶尔还说：“又打了一个胜仗。”

12月15日后，病情继续恶化。中央领导要求全力抢救，许多军队干部赶到医院准备献血。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短暂清醒，牵着妻子的手，交代身后不要继续住特殊住房，又嘱咐儿女不要依靠父母留下的条件谋求便利。

他没有留下财物，也没有为家人安排特殊道路。病情再次沉重时，罗荣桓仍反复念叨自己认定的革命方向。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那场病床前的责问，也成为罗东进多年后仍反复提及的一课：干部家庭的孩子，越是拥有家庭带来的条件，越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