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徐继红抵达大陆时，随身带着一件并不起眼的东西：一份申请材料。材料背后，是台湾方面对旧国民党官员家属发放抚恤金的规定。可要办成这件事，必须拿到一份正式的死亡证明。
她的父亲徐远举，已经去世18年。家里知道他死于脑溢血，却始终说不清发病、送医和抢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这个女儿跨过海峡，追问了一句：“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问一纸证明，实际上也牵出了徐远举充满争议的一生。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进入军统系统后，他接受过特务训练，逐渐显露出办事果断、手段强硬的一面。抗日战争后期，他被调往重庆，进入国民党军统和保密系统的核心圈子。
有意思的是，徐远举早年曾想进入上海特区工作，但戴笠并不看好他，认为他不适合留在上海。后来他被派往西藏一带任职，反而借着偏远地区的经历积累了独当一面的资本。1945年以后，他回到重庆，担任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主要负责侦破和镇压中共地下组织。
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很快成了他的重点目标。
1948年，徐远举调集特务力量追查报纸来源，从邮路、书店到交通线逐层排查。案件侦破过程中，多名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捕。有人拒绝供出同伴，遭到刑讯，甚至付出了生命。对徐远举而言，这不是普通的治安案件，而是一次必须完成的“清剿”。
这种做法，也使他的名字与重庆地下斗争中的多起惨案联系在一起。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重庆的特务机关开始处理所谓“善后事务”。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在重庆被杀，相关行动由国民党特务系统策划实施，徐远举被认为参与其中。到了11月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渣滓洞等地的看守人员接到杀害、灭口的命令，大批在押人员遇害。
11月27日，重庆发生震惊全国的集中屠杀。许多地下党员、革命者和民主人士倒在最后的黑暗里。徐远举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的重要负责人，难以撇开责任。他在这一时期所承担的角色，后来也成为其长期未获特赦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庆解放后，徐远举试图向西南方向逃离，最终被卢汉方面控制。此时，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把他列入撤退名单，他成了被遗弃的人。1956年，他被转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沈醉、周养浩等人关押在一起。
刚进功德林时，徐远举仍带着旧日作风。学习会上有人批评他，他常常当场反驳；劳动中遇到不顺，也不肯轻易低头。文强曾当面斥责他：“手上沾了那么多人的血，还摆什么架子？”这番话很重，却也迫使徐远举开始面对自己的过去。
后来，他参加劳动，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还买来《资本论》阅读。沈醉回忆过，徐远举看书并非完全做样子，书页间留下了不少批注。只是，性情的改变，并不等于历史责任可以被抹去。功德林中的改造，既是管理，也是审判之后的长期教育。
一批批特赦人员离开后，徐远举始终没有出现在名单里。他曾作为战犯代表发言，也曾送别熟人，却一次次留在原地。有人认为，这与他参与重庆特务活动、造成严重后果有关；他的脾气和表现，也让他很难成为被优先考虑的人选。
1973年1月19日，北京严寒。徐远举在缝纫劳动中因返工问题与人争执，情绪激动。当天晚上，他又洗了冷水澡。离开澡堂后不久，他突然倒下，出现抽搐、四肢发冷等症状。
管理人员和同屋人员随即请医生查看。初步判断是血压急剧升高，情况危险，需要送医院。但当时没有立即完成转送，内部判断、夜间交通和请示手续彼此牵扯，时间就这样被耽误了。
直到1月21日上午，徐远举才被送往北京复兴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溢血，经过抢救仍未能挽回生命。此时距离发病已经过去了一段关键时间，59岁的徐远举死于救治延误后的严重脑出血。
这件事后来引起周恩来总理关注。据有关记载，他看到报告后追问：“19号发病，为什么21号才送医院？”调查结论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管理和处置失误，并非另有隐情。
徐远举去世后，骨灰曾存放在北京。1981年，其家属从湖北来京，将骨灰带回安葬。多年以后，徐继红来到大陆，找到曾经参与功德林管理工作的姚伦。她没有追问父亲昔日的罪行，也没有要求替他翻案，只想弄清死亡经过。
姚伦翻查档案后，为她出具了证明，写明徐远举于1973年1月21日因脑溢血去世，并注明了送医和抢救情况。徐继红接过证明，只说了一句：“谢谢。”
一张迟到了18年的死亡证明，就这样补进了一个家庭的档案，也留下了那段特殊历史中最冷硬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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