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4日凌晨，台北安坑刑场，37岁的刘光典被押到刑场中央。执行人员让他留下遗言，他只回答：“没有。”随后，他在执行文件上签下名字。几声枪响后，这名长期潜伏在台湾的中共情报人员倒在了雨幕中。
真正影响刘光典身后命运的，不只是这场处决，还有此前制造的一场“投诚”骗局。它让大陆方面一度误以为刘光典变节，也让他的妻子和孩子承受了多年误解。
刘光典是旅顺人，长期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成为国民党当局重点经营的反情报地区。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需要有人往返敌占区域，传递情报、建立联络。
1949年后，刘光典曾赴台执行任务，带回过台湾西海岸驻军、港口通信以及气象海潮等方面的资料。1950年1月，他再次进入台湾，任务仍是取回重要情报，并协助地下组织保持联络。
这一次，敌情已经完全不同。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迅速加强特务系统。蒋经国当时主持情报和保密事务，毛人凤、谷正文等人负责具体侦办。他们没有急于收网，而是先向有关企业和联络渠道中安插人员，试图顺藤摸瓜。
1950年1月29日，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在台北被捕。此后，大量组织关系和联络线索遭到破坏。2月下旬，北方企业行等处的人员陆续被捕，地下交通网络受到严重冲击。
刘光典当时在基隆，原本准备搭船离开。因为没有买到船票，他暂时回到旅馆。这个偶然的停留，使他避开了当天的抓捕，却也让他失去了撤离台湾的机会。
次日，他发现街面警戒异常，立即向外界发送暗号，提醒联络人员转移。随后，他烧毁文件，处理掉随身情报。路已经断了，只能设法隐蔽。
台湾籍情报人员王耀东与他会合后，两人辗转前往台南、善化，最后进入旗山山区。当地农民赖正亮曾冒险提供帮助。后来，他们藏进海拔一千多米的山洞，洞口狭窄，内部空间也十分逼仄，成年人很难直起身子。
白天不敢外出，夜里才寻找食物。野果、树根、露水，都是维持生命的依靠。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四年。山洞不是传奇故事里的隐秘据点，而是一处随时可能被搜到的困境。
有一次，一名地下人员因家中缺粮，产生了投降念头。刘光典拿出仅有的二百元台币交给对方，说：“先把孩子养活，别走这条路。”这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说明他清楚地下工作的代价，也知道同伴为什么会动摇。
1954年2月，一名被捕人员供出了山洞位置。2月13日下午，军警包围山区，刘光典和王耀东被捕。此后数月，台湾方面不断审讯，试图从刘光典口中获取组织情况，但始终没有得到关键答案。
审讯无效后，特务机关改变了办法。他们找来一名身材相近的人，安排其前往香港，穿着与刘光典相似的衣服，公开发表所谓“脱离共产党”的声明。随后，相关消息被包装成新闻，传回大陆。
这正是蒋经国主持的情报系统惯用的反间手段：不一定要让被捕者开口，也可以制造一个“已经投诚”的假象，让对方内部产生怀疑。
当时两岸隔绝，消息难以核实。组织方面只能谨慎调查与刘光典有关的人员。北京的王素莲听到丈夫“变节”的消息后，受到沉重打击。她原本患有心脏病，病情很快恶化。1955年10月18日，她在北京去世，年仅32岁，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
孩子们也因此遭遇过误解。大女儿刘玉芳12岁，二儿子刘玉胜10岁，小儿子刘玉平7岁。父亲被说成“叛徒”，母亲又突然离世，姐弟三人只能在狭小住处相互照料。
而监狱中的刘光典，并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也不知道孩子们承受了什么。他能做的，仍然只有沉默。
1958年底，刘光典被判处死刑。1959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批示中写下“刘犯死刑照准”，同时追问案件为何拖延多年。原因并不复杂，台湾方面一直试图从他身上撬出更多情报。
1988年春节，一名从台湾回到大陆的老地下工作者带回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许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地下人员。其中写着：“刘光典，旅顺人。”短短六个字，第一次为刘家证明了他的真实结局。
严格按牺牲到追认计算，刘光典于1991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间隔是32年。标题所说的“50年”，主要是指从1959年牺牲到2008年家属在台湾找到遗骨，接近半个世纪。两个时间点不能混为一谈，但都说明这场骗局造成的影响极其漫长。
2008年，刘玉平通过台湾方面留下的判决书、行刑照片、解剖报告以及相关出版物，进一步还原了父亲被捕、审讯和牺牲的经过。同年，刘家姐弟在台北六张犁找到刘光典遗骨，并将一部分带回大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部分留在台湾。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刘光典的名字与众多隐蔽战线牺牲者一同刻在纪念墙上。那场假“投诚”曾让他的家人背负多年疑问，留下的判决、照片和遗骨，则一点点拆穿了这套反间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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