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台北一间寓所内，71岁的于右任收到一封来自大陆的信，信中夹着一张照片。照片里，陕西家乡的老宅前站着二十多人，年届八旬的高仲林被亲友簇拥在中间，桌上摆着寿宴。于右任盯着照片看了许久，眼泪突然落了下来。
他没有急着追问操办者是谁，只是反复念叨：“谢谢濂溪先生。”这个称呼听起来像是在说古人，实际上，却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心照不宣的暗语。
高仲林是于右任的结发妻子。两人1898年成婚，后来于右任长期在外奔走，夫妻真正相守的日子并不多。高仲林留在陕西料理家事，丈夫穿的衣服、鞋袜，很多都由她亲手缝制。
于右任晚年身在台湾，保险箱里还保存着妻子早年做的布鞋和布袜。那些物件谈不上贵重，却是他与故土、与妻子之间仅存的实物联系。聚少离多了一辈子，到了晚年，反而更难割舍。
1961年，高仲林迎来八十岁生日。于右任知道自己无法赴陕，便在写给老友吴季玉的信中提到，最担心的不是寿宴铺张，而是妻子身边冷冷清清，无人替她操持这件家事。
这句话传到周恩来那里后，周恩来没有安排什么声势浩大的活动，只交代屈武，以女婿身份回陕西给岳母祝寿，还要带上儿子、儿媳以及于右任在上海的外甥。
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确：“不能让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里不安。”
屈武是于右任的女婿，也是一位长期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系的国民党人士。陕西方面接到安排后，组织亲友和有关人员前往祝寿，二十多人围坐一堂，仪式不大，却把于右任最牵挂的缺憾补上了。
有意思的是，屈武写信报告此事时，没有直接写出“周恩来”三个字。于右任当时仍处于特务监视之下，信件很可能被检查，直书其名，反而可能给收信人带来麻烦。
邵力子想出了一个稳妥办法：借用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别号“濂溪先生”，代指周恩来。这个称呼并非随意选择。早在重庆时期，于右任、邵力子谈到周恩来时，就常以“周先生”相称，彼此对这层意思十分清楚。
所以，照片和信送到于右任手中，他一眼便明白了。那句“谢谢濂溪先生”，既是对寿宴的感谢，也是对周恩来细致安排的回应。
周恩来与于右任的交往，并不是从这次祝寿才开始。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合作关系复杂，周恩来曾通过屈武做工作，希望于右任理解共同抗战的必要性。屈武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六年多，双方由此建立了深厚信任。
1939年汪精卫投敌后，于右任公开发表文章，主张严惩投降者，要求将汪精卫及其同伙开除党籍并通缉。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也曾批评破坏合作、制造内部分裂的做法。这些立场，使周恩来更加看重这位国民党元老。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三次登门拜访于右任。于右任设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在当时的国民党元老中，这种接待格外少见。双方并非没有分歧，但在民族前途和国家统一问题上，仍有可以沟通的基础。
1949年北平和谈期间，周恩来曾托屈武回南京转告于右任，希望他留在南京，等解放军渡江后再设法接往北平。于右任当时已被严密监视，明知这是一次机会，却很难真正迈出家门。
渡江战役后，南京局势骤变。于右任没有等到接应，反而被国民党方面催逼离开，先到上海，后经广州，于1949年11月被迫前往台湾，时年71岁。此后，他与高仲林隔海相望，再无团聚机会。
蒋介石安排给他的“评议委员”职务，更多是安抚和笼络。于右任心知肚明，沉默之余，思乡之情却越来越重。妻子八十大寿那年，他不能回去，甚至无法确定家中是否有人记得这个日子。
周恩来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普通家务。对身处台湾的于右任而言，一场寿宴意味着大陆亲属平安，也意味着旧日亲情没有被时代的阻隔完全切断。
屈武事后把照片寄出，既让岳父看见了高仲林，也让他知道大陆方面没有忘记这位老人。于右任托人转达谢意时，仍沿用“濂溪先生”这个称呼。周恩来听后，只说了一句：“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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