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北京一家医院里，乔冠华守着昏迷中的龚澎，周恩来则在病房与医护人员之间来回奔走。龚澎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手术后一直没有恢复意识。对乔冠华而言，这不仅是妻子病危，更像是多年并肩作战的生活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
周恩来赶到医院后，十分关心龚澎的护理情况，还设法了解其他长期昏迷患者的治疗经验。龚澎曾是他的英文翻译，也是外交战线上的重要干部。她与乔冠华共同生活二十多年，早已不是普通同事。
遗憾的是，抢救最终没有挽回龚澎的生命。乔冠华见到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说道：“龚澎不行了，我实在受不了！”周恩来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提醒道：“冠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强一些，还有孩子们在这里呢。”
这句话并非空泛的劝慰。周恩来知道乔冠华承受的打击，也知道外交工作不会因为个人悲痛而停下。乔冠华后来很长时间都难以适应独居生活，下班回家，常常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照片不会说话，却成了他确认往事仍在的一种方式。
两人的关系，早在重庆时期便建立起来。1942年秋，乔冠华抵达重庆，经夏衍介绍，前往曾家岩50号见周恩来。那时的周恩来既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又负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务，日程排得很满，却仍抽出时间接见这位从香港来的年轻记者。
周恩来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见面便称赞乔冠华的文章，随后又问起他的身体。乔冠华肠胃疾病反复发作，行李中常带着灌肠器。周恩来得知后，没有只谈工作，而是让他先休息、检查身体。细节很小，却让乔冠华感到，这位久负盛名的领导人并不只看重才华，也在意一个人的身体能否撑住长期工作。
乔冠华很快被安排参与《新华日报》编委会，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并承担《群众》周刊等方面的工作。他的文章锋利，善于从国际局势中剖析政治问题，在重庆舆论界颇有影响。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龚澎。
周恩来既是他们的领导，也是两人婚姻的见证者。后来，乔冠华和龚澎随工作需要辗转上海、香港，继续承担外事和宣传任务。国共谈判破裂前，周恩来安排部分骨干南下香港。临行前，他在上海为大家送行，席间还特意以吃大闸蟹缓解离别气氛。那顿饭吃得热闹，背后的局势却并不轻松。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与龚澎回到北平，继续在外交部工作。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冠华负责外交政策研究及亚洲事务，龚澎则参与外交情报和翻译工作。两人一个长于政策分析，一个熟悉外语与国际信息，配合紧密，成为新中国外交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乔冠华的外交风格，也带有周恩来的明显影响。面对外国代表，他能在关键处坚持原则，也懂得用机智的话打破僵局。基辛格曾与他多次交锋，对他的才华和难缠都有印象。乔冠华并不是简单模仿周恩来，而是在长期工作中学会了如何掌握谈判节奏。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与乔冠华私下并不以送礼来表达亲近。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几位年轻工作人员从美国带回巧克力和饼干，借用乔冠华的名义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不知内情，会议结束后当面问乔冠华：“你为什么给我送礼？”
乔冠华一头雾水。得知真相后，周恩来才明白是工作人员的好意，但仍说明自己不收礼物，只让大家分着吃。这个插曲反映出两人相处的分寸：关系深，却不靠私人往来证明；彼此信任，也遵守公私界限。
1975年秋，乔冠华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听闻周恩来病情加重，心里十分挂念。回国前，他与章含之商量，用自己的钱买了苏打饼干和夏威夷果送到医院。章含之问他不是一向不送礼吗，乔冠华回答：“总理现在是病人，我想他会懂。”
周恩来收下了这份慰问品。两人在医院见面时，他还谈到礼物，说自己知道乔冠华懂规矩，这次是送给病人的，便破例接受。乔冠华看着他消瘦的面容，只说了一句：“总理，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谁也没有想到，那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乔冠华得知消息后，先是沉默，随后才告诉章含之：“总理去了。”治丧工作随即展开。周恩来临终前原本还想见几位同志，乔冠华也在其中，只是病情突然恶化，这场会面未能实现。
1月10日，乔冠华参加护送周恩来遗体前往八宝山的工作。面对前来送别的群众，他的情绪一度失控。周恩来没有子女，乔冠华却把这位领导、老师和长者放在心中多年。遗体即将火化时，他扶着灵柩痛哭，说愿意作为总理的子女送他最后一程。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表态。周恩来曾在乔冠华初到重庆时教他如何工作，也在龚澎病重时陪他共同面对生死。乔冠华后来能够重新投入外交事务，继续处理繁重工作，靠的并非已经忘却悲痛，而是把周恩来留下的工作标准，带进了余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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