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浙江江山，85岁的毛森站在故乡人面前，手指微微发颤，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这个曾被称作“毛骨森森”的军统人物，晚年回乡时，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场简单的亲友聚会，而是一段复杂历史的重新相遇。
毛森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家庭。由于读书较晚，他15岁才进入小学，后来为了报考师范，曾借用同姓乡人的高小毕业文凭，通过考试进入学校。师范毕业后，他做过小学教员，又考入浙江警官学校。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一个问题：毛森并非出身显赫，他早年的上升，靠的是同乡关系、个人机敏以及当时特务系统对特殊人才的吸纳。警校毕业后，他经人引荐进入复兴社特务系统，随后接受训练，逐渐成为军统在地方上倚重的人物。
1933年，毛森以记者身份前往福建，负责搜集情报。当时蔡廷锴等人发起反蒋活动，福建局势紧张，毛森提供的情报被用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任务完成后，他留在当地任职，后来担任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需要在各地扩充力量。戴笠命毛森回江山组织别动队，他很快拉起约500人的队伍，并负责训练。队伍成形后，毛森被调往更重要的岗位。对他而言，这既是仕途上的机会，也意味着手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屡遭破坏。毛森奉命组建上海行动总队，负责恢复地下联络和行动网络。后来，他因交通员出卖被捕，但仍设法通过狱中关系指挥外部人员行动，最终逃脱。
这段经历让他在戴笠眼中更加“能办事”。毛森获释后，戴笠曾设宴接见，并任命他担任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军统内部看重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道德评价，而是执行命令的效率。毛森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不断升迁。
抗战胜利后，毛森前往上海处理汉奸案件。名义上，这是清理敌伪势力，恢复社会秩序；但在实际执行中，逮捕、审讯和财产处置相互交织，权力很容易变成私利工具。有关材料记载，毛森借此敛财，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在上海留下的恶名。
真正使他声名狼藉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活动。军统系统把捕杀共产党地下人员、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视为重要任务，毛森在其中扮演了积极角色。许多人因审讯、逮捕和秘密处置失去生命，“毛骨森森”这个称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传开来。
1949年后，毛森去了台湾。随着国民党内部权力重新分配，他逐渐失去实职，又与蒋经国主导的政治力量存在矛盾，后来离开台湾，辗转移居美国。曾经活跃于权力中心的人，晚年却只能在异国生活，这种变化并不罕见。
在美国期间，毛森始终保留着对故乡的牵挂。他要求子女不要忘记中国人的身份，家中也尽量不用英语交谈。1981年，他曾向江山县政府寄信拜年，并写道：“中国现在是贤明者掌权。”这句话未必能改变他过去的作为，却透露出一个流亡者对故土和国家局势的关注。
后来，毛森留在大陆的女儿获准赴美探亲，把家乡政府归还祖宅的消息告诉了他。毛森得知县志如实记载了自己当年残害民众的经历，没有要求删改，反而承认：“这是事实。”他还感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不起。
这件事值得注意。家乡接纳的是一个回乡探亲的老人，并不等于替他洗刷历史。对其早年罪行的记录仍然保留，对晚年的探亲请求则按当时政策处理，二者并不矛盾。历史评价不能因为一次握手、一场接见，就把旧账一笔勾销。
1992年，毛森偕夫人回到江山。途经杭州前往上海时，浙江省长接见了他们。抵达故乡后，乡亲请他题字，他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并不华丽，甚至带着明显的迟缓和拘谨，却成为这次回乡最受关注的细节。
在上海停留期间，毛森还见到一些军统旧同事。多年不见，彼此握手寒暄，他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又说，得知老同事能够在大陆安居乐业，自己感到欣慰。那场会面没有改变他们各自的历史位置，却让一个旧时代的关系网络，短暂地重新显现出来。
毛森回到美国后不久，因心肺衰竭去世，终年85岁。留下的，不只是那八个字，还有县志中没有删去的记录，以及一个人在权力、逃亡、故乡和历史审判之间走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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