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央机关正在酝酿工资制度改革，李济深的名字出现在一份薪金评定表上。原拟定的数额是500元，讨论继续进行时，毛泽东看到这一栏，提出：“提到1000元。”这句话不长，却牵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段重要的制度变迁。

那时，许多干部仍实行供给制。粮食、被服、津贴等按照规定领取，现金收入并不突出。战争年代这样做，便于统一保障，也适应物资匮乏的现实。可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城市商业逐渐恢复，财政核算、家庭开支和干部待遇之间，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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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难以准确体现不同岗位、不同责任之间的差别，干部个人也不容易安排家庭生活。工资制因此被提上议程。1955年，国家开始建立统一的工资制度，以货币工资为主要形式，配合物价补贴和其他福利，逐步取代长期沿用的供给办法。

李济深对这件事并非旁观者。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重要代表。对于工资标准，他曾强调国家刚刚走过战争，财政基础薄弱，干部待遇不能脱离实际，薪金应当适度，不能把个人要求置于国家困难之上。

有意思的是，提出节制意见的人，后来却被毛泽东亲自关注了工资档次。原因并不只是职务高低。李济深年长，家庭负担较重，又长期接济旧部、起义人员及其家属。许多人离开原有系统后，生活没有稳定来源，常常只能向他求助。

这类支出，外人未必看得见，却实实在在存在。李济深身边的人回忆，他收到求助信后，往往先问对方家里有没有饭吃，再设法寄钱。工资制实施以前，他还曾处理个人房产，用来帮助生活困难的旧部和亲属。对于一个收入并不宽裕的老人来说，这种负担持续多年。

因此，500元看似不少，放在李济深的实际处境中，却未必能够解决问题。毛泽东把标准提高到1000元，既有生活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分量。李济深不是普通行政人员，他身上联系着一批旧军政人士和民主人士，他能否安心工作，关系到统一战线能否稳固推进。

李济深的一生，本身就经历了中国近代政治的多次转折。他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来进入新式学校和军事系统。清末民初的动荡，使他从读书求学走向军政道路，逐渐成为孙中山阵营中的重要军事人物。

北伐时期，他曾参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转赴香港，继续从事反蒋抗日和民主联合活动。抗战与内战交替之际，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64岁，已经走过了从清末军人到民主人士的重要人生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他承担的并不只是礼仪性职务。统一战线、政务协商、民主人士联系，都需要经验和威望。李济深熟悉旧军政系统，也了解各方人士的处境，这使他在团结和争取工作中具有特殊作用。相应的待遇，不能只按普通机关人员的家庭情况来衡量。

工资制度正式实施后，国家按照职务、责任和工作性质划分工资等级。毛泽东的月薪为404元，周恩来为408元，而李济深列入1000元档。数字放在一起，反差十分明显，也因此留下了“毛主席给李济深加工资”的说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待遇可以随意决定。工资改革有统一的制度框架，特殊档次需要经过研究和批准。毛泽东的意见，更多体现了对李济深实际情况和历史作用的判断，而不是简单的私人照顾。钱数背后，是对一位合作伙伴的信任，也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制度性安排。

据有关回忆，李济深拿到工资后，仍把相当一部分用于接济他人。汇款、借款和救济，常常占去收入的大头。有人劝他少管一些，他只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这句话朴素，却解释了那笔1000元最终去了哪里。

1959年10月，李济深病重，未能像往年一样参加国庆活动。10月9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有关工资的那次讨论，后来被反复提起，并不是因为1000元本身多么特殊，而是因为它发生在供给制向工资制转换的关口，折射出一个新政权如何在国家困难、制度建设与个人实际之间作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