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游击战

很多人读这段历史，眼睛只盯着北上的那支队伍，觉得主力走了，南方就什么都没剩下。可事实上，主力走后留下的那帮人，在国民党的腹地硬生生撑了三年，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外面打成了什么样。这三年里，谁是那个扛事的人？答案是项英。后来陈毅提起这段日子，说过一句话——留下一点星火，必能燃遍万里江山。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就是说给当时窝在山沟里那几百号人听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走之前，中央做了安排，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当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当办事处主任，瞿秋白、贺昌、陈潭秋这些人也都留了下来。留下的武装，红二十四师加上各个地方独立团、游击队，战斗人员大概一万六，把党政干部和重伤病员全算上，三万出头。交给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就地拖住敌人，掩护主力走，守住苏区，等主力回来再反攻。

问题在于，这个任务从一开始就不现实。

项英那会儿还是按老一套打，集中兵力搞阵地防御，想把苏区的地盘守住。国民党那边调了二十万大军过来，堡垒一层一层往前修，步步压缩。留守部队几次正面顶上去，伤亡不小。陈毅那时候腿上带着伤，在分局会议上反复讲，不能再这么打了，大部队必须拆开，分散进山，转成游击战。可项英有顾虑，中央交下来的任务是守苏区，他不能自己先放弃。他还在等，等主力红军打回来。等到几次阵地战都没打好，苏区的县城一个一个丢，活动范围被挤得只剩几座山，他才意识到，不能再等了。

这期间项英一直在给已经长征走了的中央发电报，说这边撑不住了，要指示。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回了电报，就是后来常说的"二月指示电"，意思很清楚：放弃固守，部队拆散，分散到山地打游击，不要留恋原来的地盘。项英拿到电报当天就开了紧急分局会，正式接受陈毅的意见，把部队分成九路，分别往闽西、湘南、赣粤边各个方向突围，干部分到各个游击区去就地领导。

九路突围的惨烈程度，后来活下来的人很少愿意多提。国民党到处设卡堵截，九路里面有六路基本被打散。贺昌在突围路上牺牲了，何叔衡掉下山崖，瞿秋白被俘之后就义。项英和陈毅带着身边一小队人，几次跟敌人撞上，队伍越打越少，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到1935年3月底，拢共三百来人，辗转到了赣粤边的油山。

进了山不等于安全了。国民党很快开始大规模清剿，手段比打仗还狠。移民并村，把山里的老百姓全部赶到圩镇上去住，让游击队找不到人、买不到粮。保甲连坐，谁家接济了红军游击队，全家连坐。山林里面不准生火，不准冒烟，保长带着民团挨座山搜。项英他们白天躲在山洞、灌木丛、茅草棚里，一动不敢动，天黑了才敢转移。粮食断了，就挖野菜、摘野果，有时候一颗野果就是一整天的饭。冬天山里阴冷潮湿，没有被子盖，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伤病员没有药，伤口化脓了就只能硬扛。更要命的是叛徒，整个三年里面，好几个游击区的负责人都是被自己人出卖后牺牲的。

项英在油山扎下来之后，他管的不只是眼前这三百人。赣粤边是他直接待的地方，但闽西、湘赣边、浙南那些游击区，相隔几百上千里，他得通过地下交通线一点点把联系接起来，把斗争方针传过去。电台早就在突围的时候毁了，整整两年多，他们跟党中央是断联的状态。外面发生了什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谁在管事，长征走到哪儿了，全部靠从敌人报纸上看到的零碎消息拼，拼出来的东西真假难辨。每一个决策，都是在信息极度不完整的情况下拍板的。

1935年4月，项英、陈毅在大余长岭开了个干部会，定下来十六个字的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同时把游击区分成几个小块，各管各的。项英反复跟身边的干部讲，游击队脱离了老百姓，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即使在敌人封锁最严的时候，游击队也会想办法秘密接触群众，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光顾着自己躲。

1936年冬天出了一次大事。有个叛徒把驻地情报卖给了国民党，对方出动五个营的兵力，把项英、陈毅他们在梅岭的藏身地团团围住，地毯式搜山搜了二十多天。那二十多天里，他们躲在灌木丛里不敢生火，没有吃的，随时可能被一脚踩上去。陈毅后来写《梅岭三章》，就是那段时间的事。直到敌人撤围，几个人才活着钻出来。

三年里，清剿一波接一波，队伍一直在减员。有的游击区几乎被打没了，一起出来的同志一个个倒下，内部也有人动摇叛变。项英要做的事太多了：军事上怎么打，队伍怎么整顿，地下党组织怎么恢复，敌人的诱降怎么应对，士气怎么稳住。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头，看不到出路，这种时候靠什么撑？靠的就是一种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胜利、但就是不肯走的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