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广州，陈寅恪面对几封劝赴台湾的信，没有急着回答。他的眼睛早已因疾病几近失明，判断世局却并不依赖眼前所见。此时，胡适、傅斯年已经离开大陆，陈寅恪则留在岭南大学任教。三位学者走向不同方向，背后不只是个人好恶，也有各自对学术、政局和故国的理解。
陈寅恪并非没有离开的机会。胡适、傅斯年曾向他发出邀请，国民党方面也安排过接送事宜。面对劝说，他没有发表长篇议论，只以广州气候适宜等理由婉拒。这样的回答看似平淡，实际上很符合他的性格：不愿把复杂问题喊成口号，也不愿轻易向任何一方表忠心。
他曾表达过对俄国式共产主义的疑虑，也说明自己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两句话放在一起看，恰恰体现了陈寅恪的矛盾与谨慎。他可以接受新政权建立这一历史事实，却不愿放弃独立研究的原则。选择留下，不等于全盘认同；选择合作，也不意味着没有保留。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曾邀请陈寅恪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机构的相关工作。陈寅恪提出，研究中古史应保持学术独立，不以某种现成理论替代材料考证。关于他要求“保证信”的细节，学界一直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对研究方法和人格边界十分看重，最终没有出任这一职务。
他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说明他并未与新政权完全隔绝。生活待遇方面，国家对这位著名学者确有照顾；在学术工作上，也曾尽量为他保留空间。但这种空间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更不能简单理解为他始终处在风平浪静之中。
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时，陈寅恪没有跟随舆论作全盘否定。他评价胡适，仍更多着眼于学术贡献和局限，不愿用政治标签代替学术判断。为此，他与一些人的关系渐渐疏远。对一个重视师友情谊的学者而言，这种沉默并不轻松，却比随声附和更接近他的本性。
有意思的是，《论再生缘》后来在香港出版，常被拿来证明大陆学术环境如何。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陈寅恪与出版社在文字处理上的分歧，尤其是历史概念是否应被改动，令他对出版产生顾虑。作品未能及时在内地问世，既有环境因素，也有作者自身坚持，不能只用一个结论概括。
1962年，陈寅恪因意外摔伤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并过问其著作整理出版问题。此后，他的一些作品陆续面世。这件事说明，当时仍有人愿意维护学术名家的工作条件；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寅恪珍藏的书稿和资料遭到冲击，晚年生活也承受了极大痛苦。
再看胡适。他于1949年离开大陆，先赴美国，后来长期在台湾主持“中央研究院”。从表面看，他拥有更大的学术声望和较宽的生活条件，可政治环境同样没有给他想象中的充分自由。胡适支持民主制度，创办《自由中国》，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始终存在距离，也因此遭遇压力。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陈诚到机场迎接，礼遇不可谓不高。然而，礼遇与真正的政治认同并不是一回事。胡适曾反对蒋介石继续连任总统，双方关系因此紧张。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北出席宴会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关于蒋介石日记中的评价，后人多有引用，但不能把一则日记当成胡适全部处境的注脚。
傅斯年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在大陆时期敢于弹劾权贵，性情刚烈，故有“傅大炮”之称。到了台湾，这种锋芒并未消失，可政治结构已经改变，敢说话不等于有人愿意照办。1950年12月20日，他在一次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四岁。才气、声望和权力距离之间，隔着一道很难跨过的鸿沟。
若只比较物质待遇，三人的结局无法简单排出高下；若比较学术自主，陈寅恪晚年显然付出了沉重代价；若比较政治安全，胡适和傅斯年也并未进入所谓没有约束的“自由天堂”。陈寅恪留在大陆，得到过保护，也遭遇过冲击；胡适、傅斯年离开大陆，获得过职位和声望，也承受着另一种政治压力。
陈寅恪于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享年七十九岁。他没有留下“后悔留在大陆”的明确遗言。这个事实不能替他回答所有问题，却足以说明，1949年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三个人都没有得到完全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的人生，所谓“谁的结局更好”，终究要看比较的是寿命、名位，还是一个学者在风雨中守住了多少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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